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8台湾成功大学简凯廷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8台湾成功大学简凯廷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個人介紹
簡凱廷，1981年生，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專業領域為明清佛教思想史、近世佛教文獻學，現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著作有《嘉祥吉藏及其詮經設立》，及《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論》、《晚明唯識學作品在江戶時代的流傳與接受初探》、《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空印鎮澄對相宗學說之商榷》等多篇期刊論文。編校有《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合編）、《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註釋選輯》（合編）。
1. 文獻學是一個冷門學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這門學問的？是主動報考還是調劑？談一談您對“文獻學”的最初印象，現在的理解有沒有變化？
2. 畢業後又從事文獻學研究和教學，您覺得涉古專業本科生學習“文獻學”課程的必要性是什麼？
文獻當然包括很多不同的類型。以書籍為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書，並不是恆常就存在在那裡，等著我們憑藉著書中的內容直接與作者進行心靈溝通。每一本書都有它成書、編纂、流傳的一段歷程，特別是古書，千百流轉，以致於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我覺得研究學習古代知識、專業的本科生在直接拿起一本古書想要了解古人所思所想之前，透過文獻學的課程了解書本身是怎樣的一個存在，是相當有必要的。
另外，我自己是做佛教文獻的，所以在學院的教學與研究以外，未來最想做的是看如何把傳統文獻學帶入佛學院的課程中。臺灣的佛教學院的課程並非不重視文獻學，但主流的所謂佛教文獻學主要對應的是西方佛教學術中的Philology，處理的是梵、巴、藏等佛典及其相關對勘研究。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並不意味著漢文佛教文獻就不需要文獻學的基礎研究，彷彿只要懂漢字，就能讀懂古書，那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培養整理古代漢文佛教文獻的僧才是很重要的。不然一部《大正藏》、一部《卍續藏》，就以為是漢文佛典的全部。那是日本佛教界的功績，很了不得，有其貢獻，但也是有其侷限。學術總是要講求進展。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歷史文獻學還是文學文獻學？又或者說偏重目錄、校讎和版本的哪個具體方面？請重點談一下您在這個領域的治學心得？
我只是研究生的時候修了幾門文獻學相關的課，算不上經過嚴謹的專業訓練。反倒是在研究明清佛教文獻遇到問題時，再去補相關的文獻學知識，譬如說如何判斷版本年代、如何撰寫提要等等，算是從做中學。也因為這樣，並沒有特別限定是偏重目錄、校讎或其他哪一塊，只要有適當的地方，便會嘗試引進文獻學的問題意識或方法。
除了廣檢藏書書目以外，我較常做的一類工作是版本比勘，從中去發現問題。譬如我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晚明的僧人空印鎮澄，他的其中一個為當代學者所知的身份是萬曆二十四年本《清涼山志》的編者。但要到前幾年才有號稱據其原書的點校本問世。在此之前，坊間流傳較廣的是印光法師重修的版本。事實上只要稍微考究原書的內容便可發現，雖然鎮澄的序題為萬曆二十四年，但是書中所收唐公靖〈同李令君佩韋登南臺書於月川丈室〉一詩當撰於萬曆四十年以後，因此充其量只能稱為萬曆二十四年序刊本而已。不只如此，這也不是鎮澄編纂的第一部五臺山志，第一部是萬曆十三年本《清涼通傳》，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為李盛鐸舊藏。而印光法師本《清涼山志》也不如序中所言「今依明志稍為考訂增修耳」，而是用各種方式將自身推廣的淨土信仰融入書中，有編者的編纂意志隱身其後。以前的佛教學者大多是把山志、寺志當成史料來用，而比較少把書自身當成研究對象來研究。
4. 有人說“文獻學”是個基本工具，算不上單獨的“學科”，對這個問題您怎麼看？如果是“工具”，是否應該有更廣泛的應用？是“學科”，主要研究物件是什麼？是否有瓶頸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因為上面說過，我是從做中學，所以文獻學對目前的我來說，算是介入明清佛教研究的方法或工具。不過，我認為文獻學當然是一門學科。所有我引介過來用的問題意識、理論方法與工具，在其學科範疇中，都有其發展的歷史，是文獻學作為一門學科所研究的對象。
我認為把傳統文獻學的方法與工具引進到佛教典籍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也能做出很多具體的貢獻。另外，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的馮國棟老師早在2009年時已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漢文佛教文獻學因與傳統文獻學及歐美佛教文獻學除共性外有其殊性，呼籲建立成為一門學問的必要。時至今日，漢文佛教文獻學若要建立成學，其內涵架構等血肉，還有待學界共襄盛舉，加以補足。
5. 結合自身的求學和教學，“文獻學”的研究生培養上與其他學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麼具體學術訓練？他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基本素質？您對學生們有何期待？
文獻學作為一個學科專業，自然有它需要一門深入之處，但是作為一位文獻學的研究生，也要對其他文史學科的知識有所認識與吸取。譬如研究經學文獻則不能不懂經學、研究佛教文獻則不能不懂佛學等等，諸如此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時代，具備兩種以上跨學科或學問的人才是比較有競爭優勢的。
6. “文獻學”專業的學生就業情況如何？論文發表難度？主要的就業方向是什麼？
就業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這裡想說的是，印象中，中國大陸的佛教專業主要是放在哲學系底下。除了哲學系，近來似乎有越來越多如歷史專業或古文獻專業的學者帶著學生進到佛教研究的領域中來。更多元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我覺得是好事。除了學院的教研工作，中國各地無論是公家圖書館或寺院藏經樓，都還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典籍，非常需要佛教文獻專業的人才來整理與保護。私心希望有關單位主事者能善用這些人才，為佛續慧命。
7. 請您談一談對文獻學前景的展望，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哪些方面會引起更多關注？
利用數位工具來處理文獻似乎是一個有前瞻性的發展，不過我個人接觸得比較少。另外，就研究議題來說，近世東亞佛教文獻是一個未知的大寶庫。過往的明清佛教研究容易侷限在以明清論明清，其實我們應該把明清佛教置放於當時整個東亞來看待。明清佛教人物與書籍在東亞內部無論是韓國、越南、琉球乃至日本各區域間的流動傳播，當時的互動與影響遠超學界目前的一般想像。還記得我當博士生的時候，有次在日本大津市叡山文庫調查近世《觀所緣緣論》註本時，從卡片中看到一本題為「觀所緣緣論釋義」的書，著錄為江戶抄本，未著撰人。原以為是江戶僧人的作品，調出來一看，赫然發現竟是晚明一位叫作明宗廣詢的僧人的著作。當時的驚喜之情，現在仍記憶猶新。我原已從史料中知道廣詢著有此書，但從各書目文獻中都未見其蹤跡，沒有想到竟然保存在日本佛教寺院的書庫中。就我自己的訪書經驗，這樣的例子並非孤例。
8. 請您推薦一種“文獻學”的必讀書，簡要地介紹一下內容及您的閱讀體會。
我建議若對以傳統文獻學來研究佛教典籍有興趣的學生，可以閱讀陳垣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這本書針對中國歷來三十五種重要的佛教史籍進行題錄。當然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特別是日本古寫經等新文獻的運用，陳垣先生的許多說法與見解應該修正。不過我認為學術貴在有所接承與延續。民國時期除陳垣先生以外，還有不少繼承清代樸學傳統的學人對於佛教人物、典籍進行過研究，如王培孫、陳乃乾等。此一傳統文獻學的進路應該被接續與發展，進而做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貢獻。
专栏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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