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金理：“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金理（拍摄时间：2008年）

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青春梦与文学记忆》《同时代的见证》等。曾被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推选为“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获上海2014年度“社科新人”，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获《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

“新鲜的第一眼”与“生命的具体性”

金理

文学批评在今天的尴尬，原因之一来自这个时代中阅读惰性的空前膨胀。这样的惰性要求文学批评提供判断（即福柯所谓“下判决的那种批评”），越直截越好。很多读者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往往被惯性与惰性的阅读期待所腐蚀，人们急于在诗歌与小说中辨认出自己所熟悉的种种“现实”的符号和象征，而不顾及广袤的生活世界本身以及作者特异的发现与感悟。由此导致的情形往往有两种：其一，一旦自己的理解与作品的呈现有所差异，一旦那些符号、象征消失了，就不由分说地责难文学太“远离现实”，他从来不反思这一现实是否是未经格式化的现实。其二，他往往会将作品的内容、表达塞进自己那个由阅读的惰性所制造的容器中，所有的文学叙事都能够被迅速地消费、转化、提炼为这个容器中的模式。他不会虚位以待地去欣赏、接受那独特的文学发现，只能为我所用地满足自己单调的胃口。这两种情况看似背向——文学对于他而言，一是太不能理解，一是太迅速地被理解——实质都是一样的，都陷足于那个僵化的惰性而无法自拔。在这样的时代中，我更愿意保持一颗虚空灵动的心，以这样的心去承接、感悟文学作品复杂的审美肌理，兴许能更加体贴入微、更富创造性。

这颗“心”在20世纪初鲁迅的笔下被描述为“厥心纯白”“白心”（其反面则是“精神窒塞”的“伪士”，参见《破恶声论》），两个概念都来自《庄子》，结合鲁迅的语境可以理解为：“纯白”“白心”是为了鼓励执着于内心的真实状态并真率地加以表达，摆脱僵化的说教制约或貌似强势的“众数”的意见。这不仅是强调声发自心，鲁迅更是在张扬“白心”中涵蓄的自由畅达的想象力，以及原初性与创造性交相激荡的精神能力。由此看来，这一概念当是中西思想资源会通的产物。比如儒释道三家都讨论的“初心”，李贽揭举的“童心说”，袁枚《随园诗话》中标示诗人的“赤子之心”。倘若转向西方，首先想到的是尼采，他认为哲学家须有“初次（有创始性地）看察事物”的特性，“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批评家同样应该具备以“新鲜的第一眼”看待事物的能力。当然尼采还说过，没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现实。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纷纭的“观念、意见”的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永葆“新鲜的第一眼”何其困难，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白板”开始面对生活、世界的。倡导“新鲜的第一眼”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尽量拒绝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文学教养灌输的符号，从文学的“名教”中逃离，重新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批评应该是创造的、个体的、直接的，在时间中开放、流动，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批评的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更非“食腐肉”，它与创作并肩，共同面对生机勃发的大千世界，“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他真是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尽管说得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

文学批评是我个人的生命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它关涉“生命的具体性”，“今天和当下的事业以及我对自己周围人的关系，是与我生命的具体性，与生命的永恒本质相联系的……我就必须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因为生命的永恒因素就是表现在这些具体事业之中”（弗兰克：《精神事业与世俗事业》）。所谓“生命的具体性”，在我的理解，是不将“个人”凝固成一个自外于现实世界、一尘不染的封闭“自我”，而是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现实（哪怕它们是平庸、烦琐的）中，通过“完成切近的具体事业”来沟通、担负个人在现实世界的责任，而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一种“具体事业”。这个时候，批评（好的文学同然）应该化成批评者的血肉存在，甚至是一种生命机能，“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见证其在岁月流转中的生命履历，表达批评者浑然的存在体验，个人对现实社会和宇宙全体的直面与担当。

我只是一个年轻人，涉足文学批评的时间很短，希望年岁老去翻看旧日习作时，能在其中发现生命途程中步步走来的行迹、心迹……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一个年轻学人和一个讨论问题的例子

张新颖

都快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开始做一名教书匠。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匠生涯的最初阶段，按照规定，是一定先要兼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的，于是我遇到了1999级这一班学生。我想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一些优秀的学生；还有，我开始过一种“双重的生活”：我看着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我会比较和印证，甚至我会恍惚间以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在一重生活上是一群年轻人的老师，而同时在另一重我仿佛又重新过一遍我的学生生活。对，如果你读过E.B.怀特的《重游缅湖》，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十年来我的体会是，这另一重的生活，是对于平淡的教书生涯的最大补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比丰富的馈赠。

说到金理，这么些年下来，已经成长为一个对学术和文学有潜心研习的经验、有一己感受和独立见解的年轻学人了，至于他发表的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不过是他表达出来的一部分而已。我用“潜心”这个词，不可谓不重，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于学术和文学，“有心”已属难得，何况潜心。我最初感受到一群年轻学生中间这个人对文学有心，真是喜悦。后来见他用心，更是喜上一层。对于学术来说，“潜心研习的经验”其实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个，其他统统说不上。当然，对于金理今后漫长的道路而言，他现在的“潜心研习的经验”也不过是个开始。

金理在二十五岁时出版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在“后记”里表达对几位老师的感激，情动于衷，绝无泛泛之语。其实他在生活中寡言少语，颇有些拘谨，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我大致也是这一类的性格，所以很能体会金理的心情。但说到拘谨，我倒以为，金理完全可以放开一些。也许在我没有见到的场合不是这样吧，那就好。

威廉·燕卜荪有一首长诗《南岳之秋》，抒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教书的经验，其中有这样几句：

哪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双翼飞马，足踩过的地方就会泉水涌出，诗人饮了能够获得灵感。燕卜荪用在这里，特指那些共处的有文学才华的青年学生。我在这里想起这几句诗，是有感于老师和学生共处而“长成”的情形。在我心里早就不敢自居为金理的老师，“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的情形则更为真切。我举一个我们讨论问题的例子。

两年前我和刘志荣做了篇关于余华小说的对话，题目很长，叫《“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谈〈兄弟〉，并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对话》），整理出来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先发给金理看，金理看后在信里谈了他的想法和意见。我一直觉得他的想法和意见很有价值，但后来也没见他写文章发表，他自己大概也不肯把这样不像正式文章的东西拿出来，可我总觉得随意扔了很可惜，就借着这篇短文，把它发表出来，想来金理不会见怪。

下面就是他的想法和意见，2006年12月写的，文字比我上面写出的篇幅要长。但我想，与其看我介绍金理，不如直接读他自己的文字：

立民师兄讨论《兄弟》的时候把它和果戈理的小说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二者在出版后所遭受的围攻以及这些围攻中主要的否定意见，都有类似的地方。别林斯基这样评价果戈理“作者在这里不插入任何箴言，任何教训，他只是像实际那样描写事物，它们究竟怎样，他管不着，他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写他们，只为了享受描写时的愉快”，“他不宽恕猥亵，也不粉饰它的丑恶，因为一方面迷醉于描写猥亵，同时也激发人们对它的厌恶”。别林斯基的辩护其实有含混、犹疑的地方。我是一直读到这里就无法理解，要激发读者“对它的厌恶”，那么作者不可能是认同的态度吧，但怎么又能“一方面迷醉于描写猥亵”呢。“像实际那样描写事物”“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写”同“激发人们对它的厌恶”“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这期间有没有距离？我有一种很机械的设想：一种是“迷醉于描写猥亵”的文学，一种是“描写猥亵”不隐恶的文学，一种是不隐恶的“同时激发人们对它的厌恶”的文学。这三种文学越往后越能贴近我理想中的文学。当然别林斯基的意思可能是果戈理的小说就能同时具备上述三者（我甚至猜测别林斯基可能更加接近上面第二种文学，为了有所针对性地为果戈理辩护，他不得不加上“激发人们对它的厌恶”的尾巴）。

在《对话》中，提到下面这几种文学：

（1）自以为他是医生，他可以对这个时代做出诊断，或者说自以为他可以跟这个时代拉开距离的态度；

（2）承认你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然后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包括这个时代本身不好的东西，一块儿呈现出来——这是不是类似于上面讲的“不隐恶的文学”；

（3）“内在于”时代并不是完全认同这个时代，或者完全混同于时代，他对这个时代也有感知、认识，也有不认同、不妥协，也有反省、批判，也有欢乐和痛苦，但是这些都是在时代里面做出的，他的感知、认识、不认同、不妥协、反省、批判、欢乐、痛苦也把自身包括在内的；

（4）写无聊本身并不无聊，可能由此而透视时代精神的一面。（1）和（2）（3）（4）显然是对立的，不在一个阵营，而且（2）（3）（4）在您的理解里应该是合一的一种文学。我又做的是僵硬的划分，那么还是我用自己的话说，简单点：一种是不隐恶的文学，一种是在不隐恶的同时对时代精神有自己的看法。我感觉《对话》中对《兄弟》的理解，越往后越接近于后一种文学。我不知道余华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是只端出无聊给大家看，还是端出来的背后有他自己对时代的理解。或者是他写的时候就是写无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出时代精神的一面。或者是我们太长时间陷入第（1）种文学里，所以在提倡另外一种文学时要考虑到这种提倡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就像别林斯基为果戈理辩护时必得加上“激发人们对它的厌恶”一句。以我自己为例，写无聊的同时强调也有不认同、不妥协，也有反省、批判、由此而透视时代精神的一面，这样的文学肯定比只端出无聊来的文学更能说服我。

我对《兄弟》的一个不满，就是觉得余华有点“迷醉于描写”无聊。在《许三观卖血记》里面不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刘志荣老师说的一种温暖的力量没有了。他批评上部里面余华有时候他几乎是在有意识调动这个东西，有迎合读者或者说煽情、滥情的成分在里面，我的不满就在这里。但是我也在想文学可能不是这样纯净的，如果要具备刺穿无聊的力量，可能也无法避免煽情、滥情的成分在里面。

谐谑的语调和我们这个时代中人的精神分裂的状态，我以为是《对话》中最精彩的地方，我在上面讲到自己不理解别林斯基的辩护，现在觉得可能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的。不知您以后能否就这个问题再写个文章，肯定精彩。我不知道您是否觉得《对话》里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是“直接”的能力和“文学化”的阻隔。可能从关于《妇女闲聊录》的对话到这个《对话》，最招致人们误解的就是这个地方。一种简单的区分是否能够再深入一点具体一点，文学不强求现实服从于既定的文学观念和处理方式，这个“不强求”和正当的“求”之间的限度在哪里。从效果来推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处理（不仅使现实本身得以呈现，而且可能因此构建出一种不同于既定文学观念和处理方式的文学，这样也就使现实真正成为文学的资源，反而成就了文学），这个意思能说清楚，但是从文学处理的过程本身来区别其实很难。

余华来复旦，下午是研讨会，晚上面向全校演讲。演讲的时候要说清楚什么是文学，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几年前他来复旦讲过的。有这样两则新闻报道：1.两辆汽车在公路上相撞，这本来是一个客观的陈述，但是在这个陈述之后，余华说那个记者添了一句话（为形容两车相撞的冲击力）：公路上落满了从树上掉下来的麻雀。2.一个人跳楼身亡，这也是个客观的陈述，但是记者在陈述之后也加了一句：在那个人下坠过程中他的牛仔裤都爆裂了。余华说，这两则报道之前的陈述都是普通的新闻报道，但是加了那两句话以后就是文学了。新闻报道并不必需这两句话，但是文学需要。显然文学的处理、择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在两车相撞、人下坠的过程中伴随着产生很多的细节、事实，文学是要进行选择的，在余华看来，选择其中的一些构成的是新闻报道，选择另外一些（当然这里面有交集，但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材料）才是文学。我知道您的意思并不是要取消这个过程，但是到底什么属于既定的文学观念和处理方式。

既定这个词提示的信息是关键的，刘（志荣）老师的补充更加清楚也是必要的：不断打开我们可能自觉不自觉凝滞、固定、僵化的概念和模式。以前我们对“形式”的理解可能太过狭隘了，如果把形式理解为观察历史和生活的独特视角，那么没有一个作家、评论家是没有“形式”的，我想我们要做的不是否弃形式，而是不断打开，不断对这个形式的固定化进行质疑、反思和对形式进行创新。我们在面对生活时，每个人其实都带着属于自己的形式，余华在写《兄弟》的时候也有。

余华在复旦的演讲是由一连串的例子组成的。讲自己的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朋友，他的学生都是来读MBA的老板，余华从他那里听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后来编织进了李光头的发家史中。余华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个离了婚的中国女人到外国（好像是瑞典还是瑞士），几年之后她取得了所在国的绿卡，然后她想把自己的儿子弄过去，但是她儿子已超过当地法律规定可以办理相关手续的年龄了。余华说，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肯定就算了，知道办不成，但是中国人“创造能力太强了”，她想了一个办法终于解决了问题。余华举的都是这样的故事，由此不难想见他在创作《兄弟》时心里潜在的“形式”是怎样的。我毫不怀疑小说里的故事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我指向的不是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为什么这些故事如此集中地在小说里出现，刘镇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这样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所以我总感觉这部小说是“集成”式的，它背后其实有余华很精心的设计，设计的意思不是凭空想象，他所择取的材料都来自现实，但这些材料都是一个样态、性质的，趋向同一个方向；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这样的乱七八糟是在同一种“形式”照亮的同一个光圈范围内的乱七八糟。它不是苍莽的、天成的，混乱中生机勃发；而是有很深的机心在里面，他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他写那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太想把这样一个方向上的故事告诉读者了，这么多的故事积蓄在他的脑海里，他急于倾吐出来，“沉醉其中”“享受描写时的愉快”，这也有问题。

志荣老师用“象”“时代本质”“时代精神”等拉开距离，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文章天成，妙手偶得，用志荣老师的话说要随物赋形才能领悟这个时代的“象”。但我总感觉余华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在表达对时代的整体理解。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片段的、零碎的，他只能在这样的立场上表达文学，是不是只有自以为凌驾于时代之上的文学才有表达整体理解的野心。但是余华有一种整体的信心，他的自信在于他觉得能够用《兄弟》中的故事来表达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总体图景，我觉得办不到。上部出来的时候余华接受那么多的媒体采访，信心爆棚，他显然已经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绝佳的形式，并且对这种形式深信不疑。但是他组织这种形式的途径（他所听到的那些故事），以及对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整体把握世界的雄心、信心，都有一些问题。今天的生活中诚然有很多混乱、荒唐、不搭调、夸张……但是也有“人生安稳的一面”，生活应该是这样一种参差形态（这个在《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里面是有的，在《兄弟》里面反而没有），我所理解的“象”贴近的应该是这样一种参差形态，是一种在其中可以贯通片段和整体的东西，目前余华似乎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当然，小说不能面面俱到，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虽然很多人指责它荒诞、夸张，但只要它打开了一种形式，它就是有好的地方。而且我知道您对《兄弟》的理解中，藏着对上面第（1）种文学进行反拨的苦心，这样一种文学确实大行其道很久了。我的意思只是，《兄弟》也有它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更担心的是余华沉迷于这种形式中。如果他能自觉到《对话》中所表达的不断打开的意思，那就好。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