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健美运动被视为一种塑造男子汉、肌肉发达和美丽身体的新方式。被誉为“现代健美之父”的尤金·桑道（Eugen Sandow）成为全球偶像。历史学家通常将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理解为全球健美事业的起源。相比之下，本文认为，肌肉发达的男性身体理想和实践并不是西方规范扩散的简单结果，而是一种全球事态的影响。20世纪伊始，全球一体化的不平衡进程引发了关于男性气质、力量、美感、健康和民族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论，并建立了一套新的身体制度，在许多地方被用来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封面图片为尤金·桑道。
美丽身体的全球化：尤金·桑道、健美和20世纪伊始肌肉发达的理想Globalizing the Beautiful Body: Eugen Sandow, Bodybuilding, and the
Ideal of Muscular Manlines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院）
引用[APA]：Conrad, S. (2021).
Globalizing the Beautiful Body: Eugen Sandow, Bodybuilding, and the Ideal of
Muscular Manlines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2(1), 95-125.
1901年，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分馆制作了一尊“完美的欧洲人”雕像，作为地球上不同人种之一展出。这座雕像不是假想的作品，也不代表抽象的理想，而是来自一个人的、真人大小的模型——尤金·桑道（Eugen Sandow），这个强壮的男人和身体的表演者被普遍视为美丽人体的原型。他的石膏像在博物馆展出，据说是为了将他的身体以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以便“将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最完美的身体文化标本传给后人”。
对桑道的迷恋并不局限于伦敦、欧洲甚至“西方”。桑道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狂热观众面前表演，在南非、中国和印度也有大量拥趸。毛泽东受到桑道及其方法的启发，确信每天两次的固定体育锻炼和裸体锻炼是克服国家积贫积弱的条件。莫逖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一再告诫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定要用桑道的哑铃来练习。20世纪初，桑道成为一个全球偶像，成为身体美和阳刚的标准。
但是，到底有没有人类完美的全球衡量标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每个人眼中的身体美都不一样，因此很难概括。虽然在19世纪末，度量衡、国际法甚至宗教等领域都出现了全球标准，但人体乍一看并不适合这样的抽象领域。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女性和男性的美要么是不可复制的个性，要么基于高度具体的文化。大多数美学理论也是如此，要么是公然的民族中心主义，肯定特定文化或文明的优越性，要么是承认审美判断的相对性，不能简单地概括。
抛开这些长期存在的传统，20世纪伊始，一系列活动和出版物旨在定义一套普遍的人类美的标准。在社会改革、帝国主义扩张以及当时的种族和地缘政治等级制度的背景下，“普遍化的自然身体”，成为“霸权主义社会话语的黄金标准”，这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话。
这立即引发了两组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这种身体的理想是什么样子，它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出现？这种模式如何被合法化——在一个相互联系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证审美稳定性的基点是什么？其次，这样一种人体模型的想法是局部事物，还是被更广泛接受、跨越政治和文化边界的事物？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对男性之美在全球的影响？基于现有历史编纂学，现代身体文化在西欧和美国出现，然后被推进并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
但在下文中，我认为阳刚男性美的普遍标准是对一些全球挑战的回应，主要包括工作场所的工业化、现代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帝国的等级制度以及国家建设的进程。与其描绘桑道模式的扩散，我们还需要了解全球转型和使这个理想在不同地方具有吸引力和可行性的地方性条件。我认为，20世纪伊始，全球一体化的不平衡进程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关于男性气质、力量、美感、健康和民族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论。最终，一种可供全球消费的新身体理想应运而生，它将在各地都产生“桑道”。
桑道原名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Friedrich Wilhelm
Müller），1867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市，更早的一个世纪前，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虽然读过康德的人不多，但桑道这位著名的同乡在对审美理想的理解上实现了“哥白尼式的转变”，而桑道的作用是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审美实践。桑道因“现代健美之父”而广为人知，他是强壮和健康男性身体的化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在全球享有盛名。
桑道的传记遵循了此类故事中典型的“从无到有模式”，他“从弱者变成了强者”。这是一个最终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轨迹，但却有着非常个人化的地方性渊源。桑道后来声称，在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他都软弱无力。就在一个世纪前，这样的体格仍然符合审美理想，那时的人们把虚弱和苍白的身体视为高雅。然而，在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体操之父”）在学校课程中推广体操运动。“肌肉发达的基督教”清教徒对运动的迷恋从根本上改变了审美景观。
就这样，桑道也开始了塑身。他改了名字，并开始在当地的体育馆锻炼身体。然后他加入了一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带着他在欧洲各地表演了两年，之后他独自身为杂耍艺术家和雕塑模特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巡回演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889年，桑道取得了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当时他去了伦敦，并在一次公开的壮汉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场决斗不仅仅是简单的力量展示，它被广泛认为是新与旧、传统壮汉与现代身体文化之间的斗争。多年来，在他的导师路易斯·杜拉赫（Louis Durlacher，又名“阿提拉教授”）的指导下，桑道逐渐从杂技演员变成了健美运动员，从筋肉发达的马戏表演者变成了肌肉男。
他随之而来的名气使他成为当地的名人，场馆演出售罄，也引来媒体的关注。最终，桑道被带到了美国，并在1893年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他的艺术。在芝加哥，他遇到了弗洛伦兹·齐格菲（Florenz Ziegfeld）这位美国百老汇的演艺界人士，后者充分利用了桑道的营销潜力，将他变成了主流名人。
齐格菲也鼓励桑道将他的形象从举重运动员和特技演员转变为美丽男性身体的化身。齐格菲发明了一套新的装扮，与传统的壮士不同，除了青铜色的妆容外，他的胸部裸露在外，从而突出了他的身体特征。桑道继续表演力量的奇观，广告中描绘了他举起两个坐在篮子里的成年男子。在美国巡演中，他还和一只驯服的狮子打斗。桑道越来越展示他肌肉发达的身体，模仿古典雕像的姿势是他出场的一个重要部分。
到了世纪之交，桑道成为一位国际明星。观众蜂拥而至，富有的粉丝到后台看他，捐助者支持他的事业，政治和社会机构也开始寻求他的关注。
早在1894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在亲自感受了运动员的肌肉后，在一部短片（短片已丢失）中描绘了他的形象。威尔士王子爱德华（Edward）要求给他拍照。他还亲自会见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后者被视为“政治上的桑道”，也是他自己和美国人民身体的狂热培养者。1904年，作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声称，多亏了他按照桑道规定的训练标准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自己才得以在车祸中幸存。1901年，当桑道在伦敦组织世界上第一次大型健美比赛时，柯南·道尔和著名雕塑家查尔斯·劳斯（Charles Lawes）一起成为评委。1911年，桑道被正式任命为“科学和体育文化教授”。
桑道的成名是个人成就和奇观的结果。同时，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特定环境为他提供了便利，并且与社会变革交织在一起，为新的身体文化和对美丽身体的追求创造了条件。这里有三件事值得我们关注——社会改革的动力，身体概念的变化，工作场所的改变和更普遍的性别角色的转变，以及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让我们依次简要地看一下这些问题。
像桑道这样的人对公众的广泛吸引力只有在世纪之交各种改革运动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才能实现。此时，关于城市化、工业化和更普遍的现代技术文明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性话语已经在整个西欧和北美的公众想象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它基于如下假设——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使男人和女人脱离了他们的真实本性，结果造成紧张、不健康的生活，以及个人和国家的普遍身体退化。
试图对抗上述趋势的改革运动并不单一。他们由各种倡议组成，倡导农村社区建设、徒步旅行和其他身体锻炼、日光浴和裸体文化、素食主义，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东西。桑道也属于这种广泛的文化发酵，他表演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潜在的改革意识形态。
桑道热衷于成为这种中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他将自己与音乐厅和综艺节目的传统区分开来，不再将体育锻炼简单地视为一种娱乐形式。与改革议程的联系是为了将健美运动从杂耍环境中解脱出来，让它被资产阶级圈子所接受。在他的自传中，桑道将他的父亲（在一家杂货店工作）塑造成一名军官，以证明自己有更多可敬的资产阶级血统，这就很有说服力了。
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艺术视为技术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城市化酿成的“退化”的“解药”。他强调，以前的时代“没有电梯”。他渴望某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荣，而现在，大脑被养着，身体被忽视，生活仅仅是一场金钱的竞赛”。
因此，桑道接受了卢梭（Rousseau）的启发，认为现代人的身体被技术压抑，被大都市中的生活削弱。他发现，自己是“道德十字军”的一员，旨在改变广大民众的身体和思想，并创造一个新的、有活力的种族。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说服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将他的体育文化体系作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来实施。
这种美的概念与第二个更大的进程有关，即对人体的新见解。在世纪之交的诸多社会中，长期以来的男子汉文化开始受到了挑战。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以前自我约束的、道德的男性气质模式开始让位于更自信的身体展示。可以肯定的是，桑道展示的肌肉发达的身体并不是唯一的审美模式，它与其他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争。肌肉发达的理想出现了，在有关男性气质和男子汉之美的讨论中，它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
身体的重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有时不同的社会议程会重叠在一起。审美方面很重要，比如支持裸体文化、体操、日光浴和其他恢复人体自然状态的方式，这些方式体现在各种运动之中。另一个方面与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有关，前提是将人类有机体理解为一台机器。这第二种趋势深深扎根于工业时代和生产理性化的辩论中，也将身体牢牢置于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中。
虽然看起来相互矛盾（一个是将人类从机器中拯救出来，另一个是将它们等同于机器），但在世纪末的实践中，这两种话语也相互影响。这两种趋势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和美国的健身热潮和对体育文化的炒作中走到了一起。桑道也浪漫地唤起了一种前现代的魅力，同时采用了一种能量语言，设计了锻炼的工具和修习，将身体视为一个可完善的机器。这一趋势在社会等级制度的顶层找到了它的象征性表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及英国和德国的皇帝都以他们自己不同的方式接受了健身崇拜和对强壮运动身体的渴望。
这种对人体的普遍迷恋和桑道的干预是非常性别化的事。在广泛的身体实践和与之相伴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中，健美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它主要是对男性地位危机的一种回应和补救措施。妇女运动和公共领域中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都促成了一种男性气质被围攻的感觉。健身被作为一种理想的补救措施，通过行动来抵消一种根深蒂固的被动感。不过，虽然桑道的技巧以及他推销的指南和工具主要针对男性身体，但这并不是说女人没有与男人一起争夺观众的注意力。
桑道也经常告诫身体的锻炼“不分性别”。他说：“这是一种温和的、轻盈的运动，每天只占用很少的时间，最脆弱、最娇贵的女性也能以同样的快乐来追求它。”但总的来说，女性发现自己比男性更难将体态和力量的表演发展为值得尊敬的活动。此外，大部分公众（包括许多改革者）都认为男性化的女性是对他们美丽理想的威胁。
在这些早期的岁月里，健美主要是一门男性职业。但可以肯定的是，观众不以男性为主。相反，广告大肆渲染了健美运动员的性吸引力。女性花一笔钱就可以访问桑道的后台，亲自感受他的二头肌。他有很多崇拜者——“几十个女人在舞台后台等着他”，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职业生涯中出现同性恋的传闻。
这并不是什么巧合。事实上，除了桑道之外，健美表演是一个重要的社交舞台。在一个严厉制裁同性恋行为的时代，同性的欲望能够在这里得到滋长。就在几年前，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有伤风化”而被大肆宣扬的罪行强调了同性恋社会交往的法律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马戏团的舞台和综艺馆为公众欣赏男性身体提供了合法的空间。
为了不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制裁，对准裸体男性身体的展示需要事先对其进行“去性别化”（desexualization）。这是一个悖论。王尔德的身体（穿戴整齐，隐藏在他的衣服下面）是起诉的对象，而公开游行的男性阳刚之气（如衣着暴露的桑道）被认为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到19世纪90年代，禁止公开展示裸体的最严格的法律已经逐渐放松。不过，法律起诉的危险仍然存在。因此，桑道努力把自己表现得很纯洁，并淡化他的表演可能具有的任何色情色彩。
这种回避策略并不局限于舞台表演，而是几乎影响了桑道的所有活动。对他和他的时代来说，他的表演和公开露面只是部分成就了他的名气。他的名气得到加强，其实离不开整个广告、出版和商品销售机制的运作。因此，桑道的公共关系将他的成功与世纪之交的第三个主要进程联系在一起，即大众文化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大众消费社会。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桑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健美运动员。他的名字不仅在大众文化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在文学中也留下了痕迹。比如，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主要人物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决心“必须重新开始那些桑道的练习”。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也在他的一件雕塑作品中用到了“桑道”。
他的体力真的比其他所有人都强吗？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当时其他著名的大力士——丹麦的约根·P·穆勒（Jørgen P. Müller）、卢森堡的约翰·格伦（John Grün）、美国的阿洛伊斯·马克斯（Aloyse Marx）、柏林的犹太摔跤手西格蒙德·布莱特巴特（Siegmund
Breitbart）都同样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但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力量。使桑道从他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不是他的肌肉力量，而是他的营销帝国（书籍、照片、广告、科学论文、演出，等等）。
在更大的社会变革背景下，我们现在更容易看到桑道的男性气质的特殊化身如何吸引整个欧美的观众并获得市场价值。但这还不能解释他如何成为男性身体之美的缩影，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审美标准之体现。我们如何从力量到美丽，从局部成功到普遍理想？
除了娱乐节目和健美运动的爱好者以外，桑道的广泛魅力不仅限于他的力量。他坚持认为，体育文化关乎“完美的健壮体魄”，而不是“单纯的肌肉力量，让人能够完成艰巨的任务”。“我希望将自己与力量或肌肉的主题完全分开。这根本不是体育文化的真正福音。健美的目标在于‘使体态更加优美’。”这就是人们对他的看法。早在1893年，当桑道在纽约的赌场剧院摆出健美的身姿时，观众们就对他的身材感到惊叹“每一块肌肉都清晰可见”，“绝对是艺术品般美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每个人都同意桑道代表了“完美的人体形态”。但这不是问题。关键不在于共识的问题，而在于普遍性主张如何合法化，以及为什么它们会产生共鸣。
桑道本人实现了从“运动即体育”到“体育即艺术”的转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通过精心策划的体态展示来取代奇观的肌肉力量，尤其是对古代雕像的模仿。活体雕像是欧洲和英国世界大众娱乐的主力军，起源于法国的造型动作（Plastiques），旨在模仿古代神灵或神话英雄的雕像。活体雕像的装扮让人联想到古代的裸体雕像，有时甚至接近色情的程度。同时，借用古典文化的声望，也促进了对资产阶级尊严的要求。
古典主义的权威（特别是对古希腊的迷恋）在世纪之交达到了顶点。因此，唤起希腊古代的遗产有助于使身体文化合法化，因为它是对自然身体的赞美，因此是艺术而不淫秽。古代雕塑被仔细测量，以得出理想人体的比例，创造“活的纪念碑”。除了简单重现古人的理想，这种做法还承诺，通过反复锻炼理想化的姿势来积极塑造自己的身体。
因此，桑道对身体完美的追求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时刻。在照片中，他模仿一些最著名的古代雕像。早在1889年，《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就将他描述为“一个22岁的矮小但身材完美的年轻人，有一张有点像古希腊人的脸。”桑道不仅渴望希腊式的美，而且渴望自己的希腊渊源，这并非偶然。他经常讲述（也可能是编造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陪同父亲到意大利进行旅行的故事。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之前，我对力量一无所知。”但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他“对古代运动员雕塑的精美造型感到钦佩”。在那里，他承认了他的自我皈依：“我的眼界被打开了。我看到的希腊和罗马雕像激发了我的羡慕和钦佩之情。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觉醒。”
这段经历很好地说明，希腊被当作一个永恒的标准，作为美丽事物中的一个参照基点。不同团体在各自的、可能相互冲突的议程中都援引希腊文化——健身文化、国家的军事需求、自然主义、裸体文化、社会改革、边缘群体的赋权和女性主义事业，他们都认同对自然的模仿之美。桑道宣传他的“健康福音”，也就是“使身体达到大自然所期望的状态”。对大自然的呼吁（“大自然不会犯错！”）是浪漫主义对技术和机器、工作场所、城市化和大众社会侵蚀日常生活的反应。在当时的新柏拉图精神中，雕像（和身体）被视为一个基本概念的实例，因此能够比抽象概念本身更好地表达真正的美。
虽然桑道把希腊雕像当作人类美学的衡量标准，但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欧洲之外，桑道也越来越成为完美身体的化身？这种以欧洲为中心，与古希腊高度关联的美原本具有高度的文化特殊性，但它如何在全球收获了拥趸？
人们把现代体育文化乃至桑道的全球魅力描绘为一个逐渐扩散的进程。在这种解读中，强壮和肌肉发达的理想起源于欧洲，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工业化生产带来结果，关乎人们对身体的新见解。身体文化及其附带的美学概念随后被向外推广。这一进程要么被理解为生活方式的理性化和个人健康的传播，要么被理解为身体实践的殖民化——全球传播要么是现代化，要么是帝国主义的强加。
桑道的故事乍一看也有这两种扩散论的叙事。按照公认的看法，桑道本人的形象对肌肉发达的男性气质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至为重要。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偶像，离不开他为了传播自己的名字、技巧和品牌而进行的长期旅行。
1902年，他开始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巡演，在那里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在卖座的观众面前进行了表演。桑道的跨国轨迹顶峰是他在1904年至1905年前往亚洲的长期旅行，桑道称之为“世界之旅”。这条路线由大英帝国的政治和基础设施决定，他去了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阿拉伯半岛顶端的亚丁、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印度，然后回到了英国。他在途中所到之处进行表演，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和报纸激动人心的报道。他在印度逗留的时间最长，在那里逗留了八个月。在印度，新闻界的反应也很热烈，他的身体被誉为神明般的身体。
桑道把自己看作帝国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处的帝国框架。他谈到：“我的伟大计划是向所有说英语的民族宣扬体育文化的价值。”桑道将自己塑造成一名教师，一名“福音”的先知，一名现代身体政治的带来者，从而成为他自己文明使命的代理人。在他的营销渠道中，桑道的功绩被赞美和放大了。场地总是“挤满了人，甚至站座都卖满了”。每个人似乎都在用“疯狂和热情的欢呼声”来迎接“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在这种解读中，桑道不仅要“征服”世界，“用他伟大的身体文化体系”去征服，而且任务实际上也已经完成了。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追随他的这种评价。即使对桑道使用的帝国主义言论和种族化的刻板印象持批评态度，他们还是将他在南非和亚洲的莅临比作体育文化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读到：“桑道的南方大陆之行，给大洋洲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变化。”随着他的到来，人们“开始对体育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产生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至今”。“如果没有桑道的开创性工作，‘现代健美’可能永远不会开始。”“预示着后现代时代的自由，美学和艺术导向的身体文化从北美首先蔓延到欧洲，然后到整个地球。”
然而，我们不应匆忙将接受等同于因果关系。当然，桑道的舞台表演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兴趣。即使他们最终迎合了特殊利益集团，他的节目也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和媒体的广泛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桑道本人产生了对强壮体格和肌肉发达的迷恋。我们如何解释对人体模型展览的强烈反应，有时甚至是内心深处的反应？假设仅凭一个人的几次短暂亮相（尽管它们可能令人印象深刻）就能解释对体育文化的热情、对公共健康的广泛兴趣、对优生措施的广泛呼吁以及南非、新西兰和中国等不同地方的身体美学概念，这毕竟难以说服人。
桑道和他的哑铃并不是现代体育文化的唯一传播形式。塑造身体的潮流不仅从西方渗透到东方，而且还从其他方向渗透。来自印度或奥斯曼帝国的壮汉在着迷西方观众面前表演，比如在世界博览会上。更重要的是，非西方的体育项目开始找到了同样全球化的现成观众。
日本柔道是这种交叉融合的最著名的例子。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嘉纳治五郎（Kanô Jigorô）将传统的柔术练习转变为现代的柔道运动，同样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这也有助于解释桑道现象。通过这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最适合当今世界”的民族身体文化。柔道也被广泛接受和挪用。桑道热衷于日本柔术和武士道。从20世纪的头几年开始，柔道在许多欧洲国家、美国和拉丁美洲开始流行。在解释这种对日本武术的广泛迷恋时，学者们强调了嘉纳治五郎在欧洲为期一年的学习之旅，他去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英国。然而，柔道传播的真正原因在于其他事情。
嘉纳治五郎（32岁，1892年）
这项运动的吸引力归功于在全球化和工业现代化背景下迅速变化的社会条件。同时，柔道与日本在对中国和俄国取得军事胜利后的崛起形象相联系，影响很大。事实上，柔道在桑道的杂志中受到热情对待，表达了他们对日本人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的钦佩，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平静、最冷静、最快乐、最勇敢和最强壮的民族”。柔道的吸引力因“日本的独特进步和日本人民在一切活动中的显著效率”以及“满洲战场上的军事胜利”而增强。
因此，为了评估使桑道对不同受众具有吸引力的机制，桑道本人是一个错误的起点（正如柔道的全球接受不能归功于嘉纳治五郎的欧洲之旅）。相反，我们需要探索使他的跨国接受得以实现并形成框架的背景。我们不能迷信他的流动性，而是要理解使他的旅行首先成为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解释桑道现象的共鸣。是什么解释了它在20世纪初的特殊吸引力，又是什么让它在社会上扎根？
桑道的外表以及与他相关的身体之美产生了强烈的回声，同时也被四个关键的进程在局部折射。这四个进程是工作场所的工业化、现代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帝国的等级制度，以及国家建设的进程。这些进程是全球性的现象，但在表现上并不平衡。例如，工业化在曼彻斯特和孟买的表现就不同。因此，对男子汉理想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综合来看，这四个进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审美模式的全球传播（即当时人们所称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在各地的具体表现形式。
首先，模特身体和人类之美的普遍性与工作场所和工业生产的动态密切相关。在波士顿的工厂和上海的纺织厂里，身体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使生产过程和工业劳动理性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桑道对健康和强壮身体的赞美与教育家和生理学家对工人阶级定期锻炼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健康劳动力的呼吁相吻合。
桑道强调，他的体系为人们应对现代社会的压力提供了一种理性而科学的方法。他认为，机械化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结果是“长时间的工作，很晚才休息，大脑疲惫，神经紧张”，“在现代社会，只有在身体行动中才能找到解药”。遵循桑道规定的程序将帮助劳动者达到“某种身体状况......使每个人都能各在其位，各司其命，然后继续工作。”桑道明确呼吁雇主给工人提供时间进行日常锻炼。
因此，欧洲人改变了对工作的看法，桑道在这种广泛的转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最终形成了将劳动者的身体作为“人类发动机”的理念。19世纪早期，对劳动阶级的规训以工人思想为目标，试图通过强调勤奋工作为美德的道德运动来消除懒惰。到了19世纪9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目标成了工人的身体和生理。工厂工作被看作符合热力学定律的一种能量形式，这种能量形式不仅可以被培养和保存，而且可以被消耗和耗尽。
工作和运动研究的支持者和新的工作科学通过关注身体的变化、运动的动力和工作的疲劳，将人的身体物化和规范化。桑道也把身体说成“人类机器”，并通过他的修习寻求改善“身体的工作机器”。与许多生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类似，桑道将人体视为“最完美的机器”。机器的隐喻进一步证明，创造强壮和美丽身体的愿望确实不是特定的文化，而是一个理性而普遍的目标。在对美丽身体的追求中，世纪之交的身体文化本身就是一台“雕塑机器”。
影响身体文化发展的第二个大规模进程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在全球的胜利，它日益成为生产身体知识的一个标准。与科学的联系在世纪之交的体能训练论文中无处不在，这也是不同地方的行为者能够为他们的健身计划和基本审美理想宣誓普遍性的重要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早期的体育教育是一项科学事业。肌肉力量的“福音”宣传者根据最新的科学知识规定了锻炼计划和训练设备。桑道认为，“系统的锻炼是建立和完善人体的一种科学手段”，他说这跟体育运动的泛泛爱好不同。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更重要的是对身体之美的追求与用科学证明看似无可辩驳的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由科学的权威支配着。
在世纪之交，广泛的理想是通过测量、量化、几何计算和数学计算的程序来确定“美”。例如，日内瓦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卡尔·沃格特（Carl Vogt）坚持认为，评估不同人类群体和种族发展的定性策略不可避免地受到偏见影响。相反，他采用数学程序来完全消除主观性。他相信，一系列的测量将使“从大量结果中推导出的平均值”成为普遍规律。
此外，德国畅销书作家卡尔·海因里希·施特拉茨（Carl Heinrich
Stratz）旨在寻找一套数学公式，以表达人类身体中不变的理想，视其为“一个客观的美之元素”，认为这个理想可以测量，而不用考虑不同文化的诸多差异。包括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在内的许多人都被这种实证主义科学的前景所诱惑。
这种所谓的客观知识离不开摄影术这门新技术。在18世纪末，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曾梦想有一根“魔杖”，能让他把所有人类相貌变成一个 “地球上所有兄弟的外貌和身材的画廊”。 一个世纪后，在摄影术的帮助下，这个梦想似乎即将实现。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弗里奇（Gustav Fritsch，1838-1927）称赞摄影图像是“自然界的无中介渲染”，他认为它们是“对旅行者主观意见的纠正”，“它将解开缠绕在一起的错误观念”。
桑道也利用了这门新技术。他组织了以读者和参赛者寄来的照片为基础的选美比赛或 “大竞赛”。这是一个扩大潜在竞争者群体的策略。同时，使用摄影保证了一个更“客观”的选择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桑道与施特拉茨意见一致，后者认为摄影是“以科学的方式精确记录生活之美的外部特征”的基石。在世纪之交，整整一代学者将摄影当作达成人类类型学的最直接途径，而且是发现不同表现形式背后不变和普遍本质的关键。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大背景在于，身体之美的普遍性概念也与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产生了共鸣。从表面上看，这种话语的运作方式似乎与平等主义的要求和包容主义的议程背道而驰。桑道和其他健美运动员摆出的姿势表现了种族的优越性——即使以人们熟悉的古典形式呈现。欧洲观察家经常将身体的力量等同于现代性和白人的优越性，而被殖民者则被描绘成软弱之人。在英国，体育、游戏和“公平竞争”的伦理与帝国的心态有着复杂的联系，而麦考利（Macaulay）男爵对“娘娘腔”的印度人进行贬损，为自然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
然而，审美优越性的反面是普遍的可比性。层次和等级的建立最终依赖某种信念，认为在文化差异之外存在一种“客观的美感因素”。基本逻辑类似于证实帝国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提供了开化的前景。桑道也相信，他的训练方法普遍适用，在气候或种族方面没有根本差异，不存在阻止男人发展出强壮和美丽体格的障碍。
在桑道的日记中，他印制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强壮男子的照片，以证明对肌肉身体的追求确实是一种世界性的可能性。1904年，在他的世界之旅中，为了延续长期的殖民主义传统，桑道决定在他访问的每个国家选择一个居民（“大多数人是弱者”），将他们带回英国。在南安普顿上岸后，他冒险让这三十二个男人熟悉“中国人、印度人、卡菲尔人和旁遮普人”的运动和技巧，以获得强壮和美丽的身体。这体现了他体系的有效性和真正的普遍性。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文明平等经常需要被推迟。桑道设想，印度需要“两百年”的身体训练才能“取得辉煌的成果”。社会行动者远没有接受帝国的等级制度，而是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些人主张为竞争性的殖民目标“培养肌肉”——无论以“印度文化圈”（Greater India）的名义，还是以日本帝国的名义。更为广泛的是，在国家建设的背景下，锻炼身体和崇拜肌肉往往离不开对帝国认识论和政治形式的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身体锻炼和国家建设之间的联系需要思考第四个大规模的进程。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著名的先例是德国“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他在19世纪初发起了运动。19世纪末又有了新形式。个人运动和国家身体之间的联系被达尔文主义、公共卫生、优生学和种族术语所框定。在世纪之交，现代男性霸权的理想已经确立，缩影就是“希腊式”的体格、坚韧的性格和民族主义，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挑战。在种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健康、肌肉发达和美丽的身体就有新的紧迫性。
因此，全球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呼吁哑铃和体操馆。在被誉为现代体育摇篮的英国，乔治五世（George V）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相似，也将自己塑造成运动健将，成为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后国家身体的有力化身。在德国，训练肌肉发达的身体构成了国家的定义，将其与据“脱离肉体的、肤浅的法国文明”区分开来。“德国人，要漂亮！要希腊人一样美丽！”同时，顾拜旦（Coubertin）等法国改革者也鼓励加强身体锻炼，以便为国家的竞争和与德国死敌的战争做好准备。
在埃及，报纸将当地的一名壮汉洗礼为“埃及桑道”，并印制了“举重法老”的草图，以唤起他们的同胞训练理想的男性身体。在奥斯曼帝国，肥胖的体格这一古老的身份象征不再意味着繁荣，而是昏昏沉沉的劣等身体。年轻人开始在体育俱乐部锻炼身体，因为他们坚信，训练个人身体是建设文明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日本，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开始引进桑道的训练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教科书，该书在短短十年内重印了六十四版。在中国，20世纪初也出现了对体能训练和武术精神的重视。著名的古典学者罗振玉（1866-1940）要求将孔庙改造成体能训练中心。
社会改革者赞美强壮的身体，在那些被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描述为娘娘腔和缺乏阳刚之气的群体中尤其如此。马克斯·诺道（Max Nordau）宣称：“我们必须再次考虑创造一个身体强壮的犹太民族论。”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也参与其中，他呼吁为“让那些缺乏阳刚之气的中欧犹太人创造一种男人的身姿”。在对这些辩论中，强壮和美丽身体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往通过呼吁对民族身体进行优生学干预而融合在一起）。
桑道经常被看作地方性“力量文化”的另类表现。因此，几乎在他所到之处，当地的冠军们都站出来挑战他，并宣称拥有优越的权力。
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亚是悠久的摔跤传统故乡，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它通常被理解为两股不同的力量汇合的结果，一股可以追溯到梵语史诗和中世纪的文本，另一股则起源于波斯，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到达印度。这两种传统的融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导致了一种共同的、摔跤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表现各种比赛之中。
比如伟大的伽马（The Great Gama，1878-1960），他可能是印度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摔跤手；还有“教授”科迪·拉马穆尔西·奈杜（1882-1942），他号称能在胸前顶起一头大象，因此获得了地区和国家的声誉。在20世纪初，印度壮汉也参加国际比赛。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著名的古拉姆（Gulam）挑战土耳其摔跤手库尔德雷利·穆罕默德·佩利文。因此，当桑道第一次出现在加尔各答时，他被视为真正印度的体育文化模范运动员而备受欢迎。
伟大的伽马（The Great Gama，1878-1960）
尽管有这种悠久的地方性传统，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南亚的体育文化景观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包括摔跤，还包括其他运动和竞技形式。一方面，新兴的大众市场为该领域的逐渐专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创造了条件，刊登肌肉男和健美运动员照片的报纸和杂志产量不断增加。就这样，业余爱好者越来越多屈服于全职运动员，他们努力争夺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肌肉型身体的发展越来越被纳入民族主义的范畴。
这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印度教精英们在1857年的叛乱之后，开始招募武术和体育教育，以对抗英国人对印度教“娘娘腔”的刻板印象。印度人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特权场所，在这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当地的抵抗被协商和争夺。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民众和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体育、体操和武术的广泛领域被赋予了连接和加强个人和国家身体的任务。
1904年至1905年，也就是桑道来到加尔各答的时候，这些长线趋势与现代地缘政治的分水岭相吻合。在英国，第二次布尔战争引发了国际等级制度变化的公开辩论。此后不久，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被广泛视为“东方觉醒”的预兆，因而被视为权力关系的转变，也是重新协商殖民世界地位的开始。这种帝国主义的焦虑被纳入了“国家效率”的讨论。桑道在进步人士中的吸引力也部分归功于他身为“优生学强人”的形象。
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亚出现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Swadeshi Movement）。它主要是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包括抵制英国商品和促进本土生产。这场运动很快扩散开来，几乎影响了印度（尤其是孟加拉）社会的所有方面。一个自主的民族空间被创造出来，关键在于培养强大的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以维持这样一个空间。对于一些支持者来说，强壮的身体与美丽的理想相融合，能够与民族主义美学的其他模式竞争（如虚弱的苦行僧）。
与足球和板球不同，摔跤和健美作为民族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著名改革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坚持认为，印度人的独立取决于“三个B”——牛肉（beef）、二头肌（biceps）和《薄伽梵歌》（Bhagvad-Gîtâ）。因此，长期以来的体育教育和身体文化传统被重新想象和重构，以应对这些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的挑战。
正是在这种非常具体的背景下，桑道的舞台表演产生了广泛的公众吸引力。与其假设桑道单枪匹马地引入了新的身体文化的元素，不如通过援引这些更广泛的发展背景来解释他巡演的共鸣，更不用说它与民族主义、优生学、希腊美学和肌肉美学的联系。当然，共鸣是存在的。大批观众涌向他的舞台表演，包括一些名人。桑道自己也利用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印度人“软弱到了娘娘腔的地步”）进行宣传，但这些都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反对的东西。同时，他的观众把他的技巧解释为民族主义斗争的工具，作为工具来反对宗主国的统治。活动家和改革者因此挪用了西方的健身、美容和男子气概的概念，同时以这种新的方式重新建构长期的传统和身体实践。
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可能会反对说，从桑道转向工业化和科学，转向帝国和国家形成，只是取代了传播的逻辑。一个人的全球影响如今被一种更抽象的说法取代，但同样基于西方现代性的扩散论逻辑。但是，这样的观点忽略了最近的文献，这些文献强调阿里夫·迪尔利克（Arif Dirlik）所谓“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系统性起源，其历史不能再被叙述为一系列独立的国家建设。
帝国或民族国家很难说是欧洲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对19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均衡的进程。恰恰相反，它是高度不对称和不均衡的进程，等级制度由进步的白人意识形态支撑着。因此，一个来自伦敦的摔跤手能够成为全球偶像进行传播，而地方性的壮汉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点，因此桑道的跨国职业生涯不是他全球化的原因，而是结果。
20世纪初见证了健美这种全球趋势的诞生。培养和展示身体力量的大众魅力并不局限于英国和美国，也在埃及和南非、拉丁美洲和奥斯曼帝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产生了共鸣。在现有文献中，新兴体育文化形式的全球性通常被描述为欧洲和北美模式的扩散。然而，著名运动员的巡演和图像的传播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认为，新兴身体制度的共鸣归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全球各地。换句话说，健美运动无处不在，与其说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不如说由于使其具有吸引力和必要性的全球社会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变革以类似的、相互关联的方式吞噬了许多社会，影响了身体实践和肉体美学。诸多大规模的进程（包括工作场所的工业化、自然科学的模式、帝国的巩固和国家建设）跨越了不同的地域，帮助建立了一套新的身体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世界挑战的普遍回应。尽管各自的具体议程可能有所不同，但具有改革意识的团体都接受了身体文化，将个人的身体与工作场所的理性、商业文化的动力、国家的愿景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
世纪之交的流行高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健美运动并没有消亡，在大多数地方，它在社会和媒体报道的边缘勉强生存下来。这项运动在“二战”后见证了一次复兴。1946年在蒙特利尔成立了国际健美总会（IFBB）就是一个缩影。在“世界先生”等国际比赛的推动下，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电视节目的普及，健美运动创造了自己的亚文化和粉丝群体。
20世纪70年代，一场巨变发生了。当这项运动见证了这项突然复苏的运动的大众魅力，也引发了全球关注。在阿诺德·施瓦辛格等媒体明星、乔·韦德（Joe Weider）等企业家以及1977年纪录片《施瓦辛格健美之路》（Pumping Iron）等标志性影片推动下，健美运动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锻炼、塑形和“健美”的身体赢得了广泛的观众群体，并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在美国，对身体的迷恋表达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里根时代是一个身体的时代，对身体的阐述构成了里根议程的想象。”然而，它很快就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和类固醇所阻碍，最终使这项运动蒙羞。健美运动获得了一个矛盾的形象，并再次被归入亚文化。人们越来越越屈从于健身热潮，使男性和女性都参与到对健康、美丽和青春的追求中。
20世纪70年代，健身房和健身文化的全球化迎来了这项运动的“第二春”。人们熟悉这项运动之所以吸引人的诸多元素和层面，因此20世纪伊始的体育文化和20世纪80年代的健美运动热潮之间有很多重叠——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健身是对个人和集体健康的贡献；身体、国家和全球权力之间的联系；等等。
不过，身体理想本身有很大不同，稍微看一下桑道和施瓦辛格摆出的姿势也会发现这一点。一方面，20世纪伊始的壮汉们发展了一种兼顾美学和力量的体格。尽管桑道坚持以“锻造”美丽的身体为最终目的，但举重和进行纯粹的力量表演也是他表演的一部分。这一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健美比赛中完全消失了，单纯的力量外观变得至关重要。
20世纪伊始的审美转向与功能相匹配，将锻炼的做法与工作场所的要求和战争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在后来消失了。另一方面，除了功能问题，塑造身体的美学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伊始，身体政治学强调和谐与对称，而力量和肌肉则与姿势的优雅相平衡。相比之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体型大小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对身体的训练可能变得片面，并产生公众认为的“怪异”身体。一些评论家根据福柯对现代性规训制度的研究，将锻炼身体视为控制和征服的场所。他们强调流水线和健美健身房程序的相似性，并得出结论，认为健美代表了人体的一种异化形式。
然而，将身体的塑造视为一种自我技术会更有成效。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将身体视为个人的艺术作品。因此，引人注目的是，施瓦辛格1976年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演出，可以看到他与当时的著名艺术家（比如安迪·沃霍尔）同台。施瓦辛格说：“说到雕塑，优秀的健美运动员拥有和雕塑家一样的思想。你形成它（身体），就像雕塑一样。”
施瓦辛格和安迪·沃霍尔（右）、格蕾丝•琼斯（Grace Jones，左）
在20世纪伊始，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对艺术的援引。然而，在桑道那个时代，这种援引是追求普遍性的一部分，比如把希腊雕像作为一个标尺，可以校准世界各地的肉体之美。到了施瓦辛格的时代，这种对普遍性的吁求不再是一个优先事项。相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商品化身体是一种不同的欲望表达，它迎合了市场对特殊性和独特性的偏好。到了1970年代末，工业时代的功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美感标准化，已经被“单一性社会”中对个人本真性和个性化审美的渴望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