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

在当代作家中，梁衡以散文出名，却并非是因为其散文写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闻名。比如他非常得意、堪称其“代表作”的《晋祠》，简直就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导游讲解，描写老套，毫无新意，根本就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性和艺术性。在交代了晋祠的地理位置和由来之后，就介绍它门前的两棵老树，及其古建筑的“三绝”……按理说，写这样的文章，笔调应该是厚重的，但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对梁衡的写作水平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

《荷塘月色》中一个“美人出浴”，曾被无数人模仿，而梁衡更是把它糟蹋得无以复加的恶俗：为文造情，一直俗到了骨子里。吊诡的是，梁衡的自我感觉，反而不是一般的好。他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位文坛高手，甚至还专门撰文，以《晋祠》为例，到处给人传经送宝，讲授“美文”写作的秘笈。

自己都还深陷在泥淖里，却还要给别人指点迷津，这种瞎子带路式的“指点”，实在不可思议。

杨朔的散文，曾因矫情的营造，四处弥漫着一种虚假的“诗意”。那种小说式的虚构，迷惑过许许多多天真的文学青年。这样的文章，尽管曾风靡一时，但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时间这位公正的评论家所淘洗。梁衡在他的《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中，一面指摘“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流弊是“窄”，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散文发展的障碍，而现在散文的改革，必须从打破这个模式入手；一面又盛赞“杨朔模式”，称“它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梁衡说：“有个模式并不可怕，怕就怕模式化，怕所有的人都来学这个模式（事实上这种手法也并不是杨朔的最早发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是由景推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衡真是有些糊涂，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竟然将王安石的散文和杨朔的散文一锅煮。我不知道，梁衡何以会有这样荒诞的思维？

认识糊涂，导致写作也跟着糊涂。梁衡的散文，主要分为游记和人物两大类型，这可说就是杨朔散文的“变种”，几乎都是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比如游记，往往是通过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描写，引出历史上发生的与该名胜有关的人和事，然后抚今追昔，最后曲终奏雅，大发议论和感叹，进行所谓的主题“升华”。这种写法，如同伙夫做菜一般——仍以《晋祠》为例：首先是去寻找“食材”（“晋祠”），其次是作料和“味道”（自然景观，殿、堂、楼、阁、亭、台、桥、榭，以及“剪桐封弟”的历史故事），再次就是大火猛炒（李白的慨叹，唐太宗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在这里消灭北汉）……最后就做成了一道“梁氏大菜”。

梁衡的这类游记，往往喜欢拿女色来做比喻：

看到这不伦不类的比喻，我在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就成了梁衡笔下的道具，只要是表演需要，随时都可以拿来撩拨读者？还有：

这里，笔者并不是在谈什么私德，更不是做道德卫士。我只是想说，因为对“杨朔模式”怀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受到杨朔散文潜移默化的影响，梁衡的散文，就不知不觉地成了杨朔散文的翻版。

梁衡写散文，就像是老外婆讲故事逗孙子玩，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讲述一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有时甚至不惜在讲述的时候胡编乱造。

因为对所写的历史和人物并无深刻的了解，在梁衡的文章中，七颠八倒，自相矛盾，甚至无中生有的叙述总是屡屡出现：

如果仅仅是记忆性的错误，我们还可以原谅，梁衡写作的要害在于，缺乏一种严谨的学风和诚实的态度，“想当然”地胡乱虚构，以讹传讹：

以上这段叙述，极不严谨，可以说是典型的虚假文字。李清照一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就不幸去世，随后由祖父和二位伯父母抚养。李清照研究专家陈祖美指出：“李清照生母的早卒还说明，以往关于其‘善属文’的母亲对她如何有影响的说法，亦不再完全成立。”梁衡根据李清照父母的家庭和出生，就断定“她该天生就是一个美人坯子”，更是近乎荒唐。这种以血统和门第来确定容貌的主观臆测，“八卦”得未免太离谱了。一个人的长相，并非与其学识和才华成正比的，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更不乏长得“惨不忍睹”者：“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长得五短身材，其容貌更是不敢恭维；大诗人左思，长得丑还不算，偏偏说话还老是结巴……对此，梁衡该怎样解释？

梁衡在写文章时，喜欢越俎代庖，老是跑到前台充当解说员和裁判员。如：

在梁衡的笔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简直成了金庸笔下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和武林高人。事实上，陶渊明绝非像梁衡所任意拔高的那样，成天忧国忧民，他小小年纪时，更从未孤身一人，仗剑走四方。对诗人所写的事情，我们未必都可一律当真。举个例子：在杜甫笔下，李白笑傲王侯，一身铮铮铁骨，所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当唐玄宗召他进宫为杨贵妃作诗时，这位自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酒中仙”，拍起杨贵妃的马屁来，比谁都肉麻。所以，就此而言，“诗圣”的表扬和“诗仙”的自诩，自然不足为训。

梁衡任意拔高历史人物，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李清照的《声声慢》，明明是思念自己的丈夫，居然被他夸大成与岳飞、陆游、辛弃疾相通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而像下面这种强作解人的写作，可说就是在乱捣糨糊：

当时在场的，明明只有李清照和赵明诚二人，但梁衡仿佛就在现场一样，看到了演戏一样吟诗的李清照，看到了羞愧难掩的赵明诚。这种想当然的面壁虚构，简直就是胡编乱造。事实上，赵明诚“缒城宵遁”，是因为一场不明就里的宫廷兵变。他在这样的时刻没有现场指挥平叛，而选择逃命，虽然有损自己的形象，但还算不上大节有亏，也不是洗不掉的污点。否则，李清照就绝不可能和他恩爱如初、患难与共，在风雨飘摇中，始终不离不弃，并且一度打算在赣水一带择居安家。知人论世，《夏日绝句》所表现的主旨，与李清照在此之前所写的那些咏史诗的含义是一脉相承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对朝政的担忧，谴责的是望风而逃的满朝文武，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选择逃跑主义政策的宋高宗。

范仲淹两岁丧父，四岁时母亲改嫁，他也跟随母亲来到山东省淄博长山县朱家，并改姓朱。继父对其疼爱有加，视如己出，可谓父子情深。范仲淹非常感激继父对他“既加养育，复勤训导”。生活在朱家这样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里，继父的养育之情，可说是恩重如山。继父一生为官，走到哪里赴任，就把范仲淹母子带到哪里，并安排他读书，对他悉心培养，关怀备至。范仲淹与他的异父兄长，同样是情同手足，度过了一般再婚家庭难得的快乐时光。这样的经历，哪里像梁衡所说的“未出朱家门便感知世态炎凉”？出生在这样极有教养的官宦之家，范仲淹的异父兄长怎么会如此缺乏教养，对范仲淹这个懂事的弟弟恶语相向，而且花钱如流水，简直就像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以兄长的堕落不成器，来反衬范仲淹的“高大形象”；以同学们都不认真读书，来突出范仲淹的用功，这样的“心灵鸡汤”，其实古已有之——“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孟子·告子上》）

至于范仲淹何以要“复姓归宗”，即便是今天，在学界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之谜。梁衡何以要给学术界帮倒忙，把水越搅越浑？

为吸引读者的眼球，梁衡在捕风捉影的同时，还大搞“发明创造”，哗众取宠地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妄断为“政治美文”。梁衡说：

梁衡荒腔走板地赞美陶渊明：“他确实是开了一条政治幻想的先河”，“《桃花源记》也可以归入政治文献而不是只存在于文学史中”。

陶渊明本来是不想成为政治家的，除了写诗以外，他就喜欢喝点小酒。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他之所以在官场几进几出，说白了也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一点，他早已在诗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所以，当他最终决计彻底离开官场的时候，他仍然在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污浊的环境，并反思自己的过去，“觉今是而昨非”。想不到，为了标新立异，梁衡居然把陶渊明再一次拉进了“政治漩涡”中。这种生拉硬扯、自以为高明的“小机巧”，最终只能使梁衡的文章成为笑柄。

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梁衡，在写作时，始终没有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进行文学写作的转换，甚至可以说，梁衡还没有真正懂得新闻和文学的区别。他始终不能从新闻写作中脱胎换骨，写出的东西，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通讯体”的“准散文”。

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新闻最主要的是准确地把事件讲述清楚，而文学则是在将事件讲述清楚的时候，尤其注重文字的鲜活生动、叙述的详细准确。在梁衡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新闻通讯式的对事件的叙述，这使得他的文章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语言不鲜活，缺乏个性。

梁衡写范仲淹刻苦读书，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完全是通讯报道式的讲述：

大概是分不清什么是文学的语言和描写，梁衡在写作时，总是把新闻文字当作文学语言，惯于进行旁观式的事件性叙述：

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是散文，倒不如说是一堆文字材料。写这类文章，只要稍用一点文学的描述手法，也绝不会写出这样味同嚼蜡、读来令人生厌的文字。

在梁衡的《长岛读海》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对于这种四平八稳的学生腔式的文字，梁衡不知道毛病究竟在哪里倒也罢了，奇怪的是，他居然还“敝帚自珍”、以病为美地炫耀说：“‘流水东西、风起林涛、万壑松声、起伏不平、难以名状’这几个词极有动感，但都是在写一块静的石头。”

当代作家的散文，笔者所读不在少数，但像梁衡的文章这样大量自我重复的，恐怕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

梁衡的写作题材狭窄，表现手法单一，许多文章都是将自己过去的文章进行拆分和重新组装，或者对原有的文章进行扩充，再换一个不同名字的标题，就成了一篇“新作”。《美文是怎样写成的》，就是《一个永恒的范仲淹》的“扩充版”；《康定情歌背后的故事》，就是《大渡河上三首歌》的节选和“改写版”；《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同样是《美文是怎样写成的》的“改写版”；《大无大有周恩来》，则是《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的“组合版”；《学问不问用不用，只说知不知》和《三敬季羡林》所写的内容，几乎如同一对“克隆人”……

梁衡的散文，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大同小异。这种翻来覆去的重复写作，最多只能称之为学生整队的步伐：一二一，一二一，原地踏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