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七八岁时，曾买到过一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厚厚的一本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封底标有“内部参考”字样。书中收录有萨洛特的《天文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节选，阿达莫夫和热内的剧本，还有克洛德·西蒙的《佛兰德公路》节选等。事实上，即使到今天，除却凯鲁亚克，书中所收录的其他作家，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其书籍，依旧“冷门”抑或小众。但这并不影响作家和他们作品价值的高低，反之，恰恰是我们只乐意接受那些更符合流行元素与商业考量的作家和他们的书籍，只关注所谓获奖作家，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书，哪怕诺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曾深受过阿达莫夫的影响，哪怕萨特曾认为萨洛特的文学成就远在他之上。

在当下，冷门书与畅销书的区别已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更具有社会价值，谁更富有精神性、艺术性与文学性等这些元素，但冷门书很可能会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书，或者缺乏商业价值与热卖因子的书。博尔赫斯终其一生难舍对阅读的痴迷，面对人们对其作品的赞誉，他曾说过：“决定一个人灵魂的，不是他写了什么，而是他读过什么。”那么，博尔赫斯都读过什么呢？作为作家里读书最多的人之一，博尔赫斯恰恰是涉猎“冷门书”最多的人。在失明前，他的读书于文史哲之外，还包括了宗教、天文、民族、园艺、海洋、地质，甚至还包括中世纪语言学等“冷门”书籍。

卡莱尔说：“凡伟大的艺术品，初见时必令人觉得不十分舒适。”如果这话正确，那我不得不说，我现在读到的许多书实在是太流畅太好读了；或者可以这样说，都太像是一部部在指导下修改而成的学生“作业”：谋篇布局皆与国际接轨，语言套路皆从创意写作教材复制粘贴。你会从中看到那些国际当红作家的影子，比如美国作家威尔斯·陶尔的影子，比如阿根廷作家施维柏林的影子。事实上，创意写作原本是西方“创意”，但甫一引入中国，便成为文坛“主流”，创意写作专业批量产出的作家亦成为各大图书榜单上榜书籍的作者，各种推介，各种热闹。可这种“热”比较可疑，倒像是如今的某些网红食品，炒起来的是价格，却与品质无关。

黄侃先生当年在大学教书，常常是发到手的大洋还没焐热，就换成书籍。他所藏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的“冷门书”，而黄侃读书也正是以“偏”“怪”见长。黄永玉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与钱锺书一起去全聚德吃烤鸭，因二人说起去北京郊外打野鸭子的事儿，黄永玉便请钱锺书为他列个与打猎有关的书单。钱锺书在一张点菜单的正反两面，用钢笔为他列出了四五十部与打猎有关的书籍，其绝大部分，冷门到黄永玉听都没听说过。

我相信技术化写作训练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我同时相信，技术化之外的情怀与担当对作家来说更重要。衡量文学的标准，还是应该有通约法则，但“好读”“好看”应不在其列。因为“好读”与“好看”虽打着“为读者”旗号，但实质还是与销路有关，与市场有关——虽然畅销不是罪过，但无原则甚至无厘头的畅销则值得我们警惕。

是否阅读，是纯个人化选择——它绝不会改变现行的世界，它只会让你成为一个更高级的人。但并非所有阅读都能让我们成为更高级的人。在我们周遭，当我们谈论阅读时，说的往往是成功学，是升学，是考级，是升官，是微信公众号，是大V微博，是多如牛毛的APP，而实体书，只有上榜或具有话题性才会引起关注，或者成为朋友圈晒图之需要。至于冷门书的概念，实则变成了那些无力抑或不屑炒作，被拒之于各大图书榜单外，被职业配书人无视、被媒体忽略的书籍。

这样的书，与其说是冷门书，不如说是被冷落的书。我习惯去书店不起眼的位置找寻它们，尽管失望的时候不少，但也常有惊喜和收获。将一本这样的好书捧在手里，就如同找寻到一位被低估的大师，它的文字，总是令我在这个热闹无比的世界里，领略到什么才是清醒的认识与冷静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