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周立民：​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周立民（拍摄时间：2009年）

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周立民

我不知道，在别林斯基的时代，批评是否有发现真理的使命，但我知道，在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敢于或者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在自己的头顶上。于是，我看到批评在学院化之后，又迅速传媒化；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文学批评声名狼藉的时代。那么，除了自怨自艾、愤世嫉俗之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于我而言，只是为了一份热爱——对于阅读的热爱；如果还有一点雄心的话，那是期望以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人对文学、人生及一切令生命温暖的事物、情感的热爱。我知道现实远比这份炽热的爱冷酷，但哪怕是生造出来的梦想，我也要坚定这份爱。

因为沉醉于阅读，才会有一些批评文字的产生，不必讳言，它们都是我的读后感。没有阅读，不会写它们；阅读没有感想，也不会写它们。我无法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想让它们冒充某种学术，那样当然会抬高我的“身价”，却辱没了这些文字应有的温度和对阅读的自由之爱。因此，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比什么都重要，让这样的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丰富着生命，而不是让生命在“学术”中不断枯萎。正因为这样，我认为体味生活、咀嚼生命比阐说学理、玩弄名词更重要，一个对生活毫无感觉的批评家，再系统的学理也让他带到死胡同，再精彩的作品也不过是他的例证——而好的批评家要能够让作品在他的阐发中楚楚动人地站立在人们面前!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明我的某种想法：

从本质上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业余作者。我很喜欢这种业余的状态，它是凭爱好、兴趣而来的一种自得其乐，而不是去完成任务和谋求什么。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专业化的读书。我常常私下里想，如果那样，岂不是连本应有的一点点读书的乐趣也自我剥夺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够乏味了，可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负重累累的人生背上几座大山了。业余作者还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心里没有什么负担，用不着去“装”样子，也可以不守业内规矩；看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可以五体投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看到那咋咋呼呼贩卖仁义的也可以嗤之以鼻。并非高明，旁观者清而已。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种悠悠的业余心态和一股出于热爱的热情，当代学术日益体制化之后，它的从业者越来越缺少对于本专业的热情，读书作文都成为某种量化指标，说句不恭敬的话，长此以往，既没有“学”也不会有“问”了，有的不过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在高谈阔论而已。前几天，偶读钱钟书先生的《论文人》，其中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接下来，钱先生“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话说得损了一点，但仿佛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的鼻子说的。

既然这样，还是做一个本分的阅读者，去享受阅读的快乐吧，至少可以免去很多“不甚得已”的事情……

2009年2月18日晚于沪上竹笑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关于周立民

孙郁

人生有些机缘是命定的。我和周立民都是辽南人，先后在同一所学校读过书。有一年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会，刘慧英推荐了一篇周立民谈巴金的稿件，给我很深的印象。于是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时候研究巴金的青年人很多，可是在论文里给人留下痕迹的不多。周立民在材料、视角、观点上，都不步人后尘，多了一种厚实、真切的东西。没有学院派里为了论文而论文的那种匠气，内心和对象世界是契合的，且不断有新奇的体味。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学者里，他的率真与朴素，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

后来在大连见到他，那时候我们都在新闻界混，好像都有种荒诞中的游戏感。他是《大连日报》编辑，偶然写一些批评文章。我们一见如故，好像久违了的朋友。记得当时共同参加一个研讨会，他对辽宁作家的评论颇为到位，文采与眼光都是逆俗的。他的文字在儒雅里还藏着锐气，并不圆滑中庸。他总是微笑的样子，这和他文字里的忧郁及愤世，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想起了巴金的率真与清澈，周立民受到其间的氛围的感染也是可能的。

周立民阅读的范围很广，海德格尔、巴赫金、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都吸引过他。中国现代作家里，他对鲁迅与巴金尤为推崇。他不断地追踪当代文学，对莫言、余华、张炜、尤凤伟、孙惠芬、刘亮程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学术眼光是有历史意识的，总能在现当代文学的对比里发现问题，而且也借着洋人的理论讨论审美的难题。我读他的文章，觉得像是春天里的风，热里透凉，他的散文化的表达方式，使他和学院派有了点距离，保持了作家的感觉。我一直不喜欢八股的学术论文，以为和艺术毕竟是远的。中国文论的生命在于有批评家精神体验的过程。自刘勰到王国维，好的文论都是诗意与悟性的盘旋，顿悟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可是现在许多人不太注意它了。

周立民与我这一代有相近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都是从乡下到都市，经历着从禁忌到开放的过程。都曾是小心翼翼地存活，内心却藏着蠕动的期待。当启蒙之神降临的时候，又忽然存有精神寻路中的依傍。想从这个世界找到寄托。而当那寄托十分遥远，未得归宿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期许。他从诚恳到忧虑，从忧虑到自信，有着一个古典式的精神漫游的过程。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后来似乎停止不前了。而周立民一直在走着，不希望精神的空缺。这很像巴金当年的一篇童话小说，一个幼孩不停地寻找。巴金甚至在《海底梦》里也流露出相近的情绪。有意识地接近自己研究对象的世界，并坚守其间的道德，这样的研究是为人生的，而非为学术而学术的。

批评其实是照镜子。我一直以来做不到这一点，身上不免有点世故，比如很少和人争鸣，远离是非。周立民不是这样。他的挑战是温和式的。但内心的决然是一看即明的。他对巴金的维护，对五四传统的尊敬，俨然带有一点迂气。似乎害怕伤害到自己的前辈，敢于去阻挡各类的飞箭。我有时想，他的内心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在那里，一切都是神圣的。然而在步出这个家园之外的时候，不得不用冷峻的目光待世，直陈世道的明暗。这在他是一种精神回旋。因为他知道，思想是不能单纯在象牙塔里。在艺术女神之外的天地，必须直面的恰是各种荆棘。

当代文学的五花八门，描绘起来太难。他的文章有宽容的一面，也有伤时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他人的理解。每一个作家都是特别的存在，确切地描绘他们并不容易。有一篇对莫言的评论，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从作品里发现了几个声部并存的现象。且把巴赫金的理论运用自如，没有生硬的感觉。再比如对余华的理解，他考虑到了作家的成长史以及小说的多样可能性，于是在解析里散出诗学的美丽。描绘孙惠芬的那篇，简直是一篇美文，对乡土社会的会心的陈述，有着发现新大陆的快慰。孙惠芬是他的老乡，在对人生的理解上，两人呈现出辽南人不同的路向。前者写出了辽南乡土的隐喻，在平常的日子里折射的生命哲学，那是一次跨越，先前没有人这样体现自己。后者则从文本的读解里寻找对象世界的本质，除了理性的力量，不乏对故土的神思。他的文字充满了对各类文本的好奇心。每一次阅读的阐释，都有不同的视角，他在与单调作对，思想借着对象世界飞动而快乐。

有一次遇到王安忆，谈到筹备中的巴金故居，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周立民。因为无论在史料的把握还是学术见解上，周立民都是最佳的工作人选。从复旦毕业后，他专心整理着巴金的遗物，出版了许多关于巴金的书籍。这些资料性的东西是学术的基础，别人不能做和不爱做的，他却完成了且很是出色。我们偶然在京沪之间见面，都很快活，他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谈论间知道他做了很多事，他对图书的编辑有一套理念，很会策划学术之书。所编辑的书都很有趣，不那么板着面孔。这些书籍在装帧与插图上，都有民国间的趣味。鲁迅、巴金的某些情调传染给了他。他的研究与写作，不是表层的演绎，而有种时间的纵深感。五四情结给他的暗示，在文字中总能找到。

一代代人在老去，文坛不断增加新的面孔。周立民是新面孔里似曾相识的熟悉的人。他那里，历史在延续着，而韵律是新的。这样的人不多，所以显得可爱。本色与拓新不易，况且还呼应着历史的余音。鲁迅、巴金的传统所以还不断继续，因为有着这些年轻的一代默默地承传。我们走不出历史，而向善的心总该不变的。

（孙郁，时供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