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祝勇的“苏东坡”
作家祝勇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是散文家祝勇的一部长达二十万字的散文著作。在该书的《后记》中，祝勇写道：“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用一本书，表达我的敬意。”笔者在阅读了祝勇的这本书之后发现，书中那些有关苏东坡诗词和书画艺术的叙述，最多只不过是借助“故宫”二字作噱头，目的是吸引读者眼球。这部书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苏轼的人，在大谈苏东坡。
“粉”一个苏东坡这样的古代名人，虽不至于像现在的“粉丝”那样把他的生辰八字祖宗八代都摸个门儿清，但最起码也别把他的基本生平弄岔了吧？祝勇就能这么干。他好像对苏东坡了解得还并不够，就急吼吼地贸然下笔，率尔操觚：
苏东坡原本就出生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
祝勇不知道，苏东坡不但从未在官场上“风流”过，而且始终是仕途蹭蹬。他更不知道，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出生在眉山城西南隅的纱縠行私第，也就是说，苏东坡的祖父是经营丝绸生意的。眉山那条著名的纱縠行老街，正是因此而得名。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在当时的眉州，程、石、苏三大家族中，程家是最富裕的，苏东坡母亲的家庭，是当时眉州的“首富”。苏东坡和弟弟苏辙也是出生在此。童年的苏轼，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冻馁之忧，而是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无忧无虑地饱读诗书，开开心心地尽情玩耍。在苏东坡的家乡，长期保持着三种近古的风俗，第一就是“贵经术而重氏族”：“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两家通婚，必须门当户对。想不到，祝勇居然把苏东坡这样从未干过农活的家庭说成是农家。由此可以看出，祝勇在描写苏东坡时，从源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在祝勇的书中，这种想当然的描写，绝非仅见。
祝勇把自己的散文写作当成了“故事会”和文史“羊杂汤”，其烹饪方法，不外乎把人们早已熟悉的文人的故事、帝王将相的故事、政治家的故事、农民起义军的故事，乃至文物古迹的故事，当作火锅底料，再佐以大量虚构细节，进行“抒情化”写作。像下面这样的描写，就是一例：
今天我们想象他（苏东坡）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烧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的景物。
苏东坡赴黄州，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浪漫旅行，而是作为一个被朝廷特别监管，遣送到此接受改造的有罪之人，哪里会像祝勇描写的这样欢天喜地，手舞足蹈？
又如：
……在此时的苏东坡看来，那泥土也不再肮脏和卑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变成泥土，再变成养分，去滋养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貌似朴素的泥土，也是不凡的。从这两句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内心已经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走向宽阔与平静。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本是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怎么被宋朝的苏东坡给超时空“剧透”了？
煽煽情倒也罢了，更让人无法消受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硬伤：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开篇明明交代得清清楚楚：“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属予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在庆历五年，即1045年。这一年，苏东坡刚满九岁，还是个儿童，距祝勇所说的“年轻”还差十好几年——据笔者所知，苏轼写作《郭纶》这首诗时，是二十三岁。
更为吊诡的是这样的描写：
他（苏东坡）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
既然黄州人不知道猪肉可食，那么他们养猪来干啥？难道是当宠物养来玩？一头猪一年究竟要吃多少饲料？养猪究竟有多辛苦？咱不至于为了歌颂苏东坡而贬低黄州人吧？——哦，不，怪只怪祝勇没读懂《猪肉颂》。苏东坡在诗中明明说的是“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即富贵人家不屑吃猪肉，嫌它低档，贫困人家却又吃不起，更不会苏东坡这样的烹饪方法，他哪里说黄州人不知道猪肉可吃了？
祝勇在《散文叛徒》一书中说：“虚构的现象在散文写作中不可避免，包括那些标榜‘真实’的写作者，但散文的虚构与小说的虚构不同，小说的虚构是整体性的，而散文的虚构，往往是细节性的，它不能捏造，而只能使叙事更加完善、更加真实。”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祝勇甚至主张“有必要将散文的‘真实原则’更改为‘真诚原则’”。
照祝勇这样的逻辑，散文就成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真假难辨的文字。当然，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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