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写东西比较早，读各种文艺书也挺早。以前的习惯是：总会把那些用我省下来的早点钱买回的书放到一边，先争分夺秒地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原因说来并不复杂，自己买的书是属于自己的，跑也跑不掉，什么时候看都可以；而借来的书总是要还的。其结果便是，自己的书数量日渐增长，没看的书也越来越多。甚至为读书还做过“年计划”，一年内要把哪些书读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书在看，却做不到什么书都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有精读也有略读。起初是为完成自己的“年计划”，后来就逐渐养成了某种阅读习惯。

古人讲“一物不知，君子之耻”。我也曾恨不得做到“于学无所不窥”，后来才明白，这种想法不仅虚妄，且无必要。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世上的书无论如何也是读不完的，即便博学如博尔赫斯、翁贝托·埃科等。埃科说过，凡为经典皆有再读必要，而我觉得，但凡经典都要精读。其实对于某些书而言，略读亦绝非无用，至少在需要它的时候知道到哪去找。读书人与一本好书的相遇经常也需要缘分的。

当年，梅兰芳对与戏曲有关的书便是精读，对新文艺的书便是略读。我以为这恰是作为一代戏曲表演大师最好的阅读方式。梅先生的藏书里，有明代崇祯年间的刻本《曲律》《度曲须知》《弦索辨讹》等，还有天虚我生的《学曲例言》及各种皮黄、越剧、秦腔，甚至鼓书和弹词戏本。这些都是他精读的书，有的还不止一遍。对于新文艺书籍，梅兰芳所藏也不少，但略读居多；精读的也有，比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合著的《卞昆冈》、英国剧作家巴雷的《可钦佩的克莱敦》等。

多年前我曾买回一套精装《清史稿》，皇皇十二巨册，想精读却一直没做到，但略读还是收获颇丰，论及有清一朝，由此总能准确找到出处。略读看上去不求甚解，但如果对一个于文字敏感的人而言，往往能从字里行间慧眼识珠。与精读一样，略读的书也是越多越好。朱光潜先生拿到一本书，往往是先看一两页，如发现文字不好，接下来就只略读，如内容再不行则干脆不读。不用说朱光潜先生，一个人倘能被外界尊为读书人，那么他对一本书的直觉和评判总不会太差。

比起略读，最不靠谱的还是误读。误读也分不同情况。比如我，大概十六七岁时读过一些经典，尤其是那些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那时觉得自己好神气，别人没读懂的，被我一个少年读明白了。后来发现，好多我所谓读懂的，其实根本就没读懂，有的甚至完全是误读，与作家和作品所要阐释的本意不仅拧巴，甚至南辕北辙。这也是我成年后才意识到的问题。没办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读。除了像我这种误读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因为比较迷惑人因而显得更“危险”，这就是搭所谓的“知识经济”快车应运而生的“阅读胶囊”。我甚至认为这是在人类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阅读传销”。

所谓“阅读胶囊”，便是针对人们普遍希望快点提升、快点成功、快点幸福、快点减肥等等心理，把各种书籍提炼成一粒粒“胶囊”贩卖给读者（消费者），即“二手阅读”。但我对这些“阅读胶囊”的“疗效”实在存疑，它们令我想起儿时看过的小人书，原著四五个段落的内容，在小人书里甚至分不到一两句话。把《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几十上百万字的作品，在不破坏原意的基础上浓缩成万八千字，我不知道谁有这本事，更不消说《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了，由此造成的误读显而易见。试想，当一部百八十万字的巨著被浓缩成一粒“胶囊”，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你吞下，或许可以救急，比如有谁晒朋友圈谈论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插几句嘴，但说到底不是个事儿，说这是“误读”已经是客气了。

对于阅读，我不是单纯的怀旧，也不是刻意去诟病任何新的阅读方式。虽然在社交网络时代，阅读正逐渐从一个独立、个体的行为变得更加社交化、功利化，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抑或说喜欢读书的人，总该不与流俗妥协，不去攀附热门；否则，有读书的那点儿时间，倒不如去掺和点儿更热闹的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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