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美食自古相互成就。杜甫、苏东坡、陆游，甚至更早的伊尹、孔子，都是美食家。中国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色”之所以被排在首位，大概与文人的审美介入密不可分。

说到文人与吃的关系，张翰显然跑不掉。《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列传·张翰》中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张翰回乡其实是为避祸，但的确也为解“莼鲈之思”。早在辞官前，他便写有《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思乡恋乡，美食是重要一环。当年梁实秋从美国回北京，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前门外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吃了肚仁、肚领、百叶三种爆肚儿。他后来的大量文字都写到过吃，而《雅舍谈吃》将爆肚儿的来龙去脉更是写得颇为详尽。鲁迅也爱写吃，却非刻意，更不铺排，很少见他写在北京上海吃到的那些“大菜”。他在北京生活十四年，下过的馆子，叫得上名字的就有六十五家之多。鲁迅既有官差又兼教职，应酬多，有时一天三次换着样儿下馆子，俨然把北京吃成了第二故乡。但无论《孔乙己》里的茴香豆，还是《在酒楼上》的“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或是《阿Q正传》里讲阿Q瞧不上城里人煎的鱼，因城里人煎鱼只配切细了的葱丝，而未庄煎的大头鱼放的是半寸长的葱叶……鲁迅写吃非常节制，却又很有味道，往往简单的吃食也写得令读者心向往之。

老舍写小说，吃是他的“秘密武器”。比如《骆驼祥子》。小说从一开始讲祥子攒了三年钱买了新车，然后将买车的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决定在最好的饭摊吃顿饭。吃啥呢？当然是热烧饼夹爆羊肉。后来祥子被抓壮丁，逃出来后，又特意去吃了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调料齐全，且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他自己又下手加了两勺辣椒油，一碗下去，汗已湿透裤腰。他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那感觉简直犹如重生。和虎妞结婚，虎妞给他做肉丸子熬白菜、虎皮冻还有下饭的酱萝卜，但祥子却“吃着不香，吃不出汗来”。而到最后，祥子堕落了，他决定“活在当下”，用仅有的钱吃大饼卷酱肉……其实不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许多与吃有关的描写，实则都与人物及时局变化密不可分。老舍爱吃，也爱请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最爱干的一件事是编排菜单，从凉菜到热菜反复斟酌，仿佛比写小说里的吃还要认真。

汪曾祺写吃也是把好手。在《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里，他把吃肘子写得出神入化：

汪曾祺不止爱吃，也爱做。有一回他在北京蒲黄榆家附近的菜市场排队买牛肉，前面是个中年妇女，轮到她买的时候，她问卖牛肉的人牛肉怎么做？汪老不解：她既是买牛肉，为何却不会做？就将其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粤菜里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等，惹得路人都驻足旁听。

那年在北京开全国青创会，我与余华同组。说起《许三观卖血记》，我说最喜欢他写许三观躺在炕上给睡不着的孩子们讲吃的那一段。余华说，那是他的真实经历。余华少时跟镇上一帮小孩儿疯玩，要是谁家吃了芦笋烧肉，谁家烧了蹄髈，其他几个孩子就围拢过去问，那孩子便一五一十地讲他家里的做法和尝到的味道，令孩子们频咽口水。

看孙犁先生写《吃菜根》：“今年冬季，饶阳李君，送了我一包油菜甜疙瘩，用山西卫君所赠棒子面煮之，真是余味无穷。这两种食品，用传统方法种植，都没有使用化肥，味道纯正，实是难得的。”读罢，如嗅到新棒子面的香气，嘴里仿佛还有甜疙瘩的鲜香。说实话，解馋不一定得是山珍海味，有时就是微妙复杂的味觉与视觉触觉的叠加碰撞，唤起的却是我们对过往的某种美好记忆，就像唤起普鲁斯特的那块“小玛德琳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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