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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孩伊达.梅：逃离“疯人院”童年
优秀非虚构写作者聚集地
地平线（ID：dpx-nonfiction）
这是一个“逃离疯人院”的故事。
选取自美国记者伊莎贝尔·维尔克森的《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诗》一书。该书讲述了1915年至1970年间，600万非裔美国人从南部移民至北部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伊达·梅，她自小成长在社会底层，那是一个处处充斥着歧视和疯狂的世界。多年后，在她的回忆中，浮现出诸多形象，有凶悍暴虐的有钱人家的同学，有因缺医少药惨死的父亲，有一心想攀上白人亲戚的黑人母亲，有挥舞着手枪大叫“我要把你们都杀死”的白人酒鬼，还有被白人警察带走并绞死的黑人兄弟，以及，差点被白人小孩扔到井里淹死的伊达·梅自己。这些人，都为她的“疯人院”童年，做出了残酷的注脚。
正如作者所说，在整个美国南部，隔离制度是囚禁每一个人的监狱。“一只看不见的手统治着所有黑人的生活。这只手决定了，白人要管着黑人，黑人要像孩子不得不听从父母一样服从白人。然而，这对父母和孩子之间并没有爱。”
作为读者，我们期待故事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能够冲淡悲惨的开始。然而，两次人口大迁徙，积累了太多悲欢离合。但好在，最后，数百万像伊达·梅一样的普通非裔美国人，在恐惧和贫瘠中幸存了下来。
他们逃出生天了。
——地平线·顾杰
开始：伊达·梅·布兰登·格拉德尼
文︱伊莎贝尔·维尔克森
译︱舟忆
译文来源︱地平线（ID：dpx-nonfiction）
——理查德·赖特，《黑孩子》
美国非裔画家雅各布·劳伦斯描绘一战期间非裔人口大迁徙的画作
通过敞开的大门，我看见了坐在前厅里的她。伊达·梅穿着棉布居家服，坐在窗下一把塑料贴面的婴儿蓝安乐椅上。透过一道窗帘，她看着窗下街头的芸芸众生。窗外熙熙攘攘：一辆郊区来的改装车，城里那运动裤都垮到了脚上的毒品贩子，正趴在司机那侧的窗子上；四年级学生们在街头找着像自己爸爸的人；肚子已经开始像打了气似的年轻姑娘；活在自己的庞蒂克车外的中年男人们；还有可能活不过这个周末的帮派成员们。
伊达·梅住在芝加哥的南部一套三居室的二层。她轻轻挪动自己的脚，移近窗台。她来到芝加哥不是为了这个，这也不是她所期望的。但她在这里，这个危险荒诞的地方。这却成为她晚年的日常娱乐。她知道窗下那些混混和黑道贩子们用的所有街道名称和暗语。即使那些人刚刚枪杀了自己的对手，或者是刚刚结束保释期，他们关照她，好意地和她打招呼——你保重啊，老奶奶——因为她身上有某种甜美而善良的东西，因为她是从故土来的，她是从他们永远无法经历的恐惧与贫瘠中幸存下来的。
她的牙齿间有一道惹人怜爱的缝隙，不多又不少，她的头发又白又软，就好像她以前在密西西比时从来不擅长采摘的棉花那样。她的皮肤是沙滩的颜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有人那么说。但直到半生之前——在她来到芝加哥之前，她都没亲眼见过沙滩，虽然她已经饱经风霜，但她的一双大眼睛总能找出别人的善良之处。她的身上带有一种令人欣慰的美丽，她的皮肤就好似天鹅绒披肩的褶皱。
她的名字是伊达·梅。她来自很远的地方。她是在这个国家还年轻的时候，从密西西比东部山麓的硬土上走来的。她将自己的身体向前倾，转换成适合长谈的姿态。她那褐色的眼睛张大了，伊达·梅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芝加哥不久的伊达•梅
一九二八年，密西西比州，范弗利特乡
其实，有两个男人。在炎热季节的安静时分，当棉花还在田里孕育的时候，他们来了。伊达·梅刚刚迈入十五岁。这是变成女人的年纪，将帽子紧紧攥在自己胸口的求婚者们盈门而来。
他们从老奇克索乡的对角，沿着那条在雨季会变成泥河，在旱季会变成尘云的土路走过来。这纳奇兹小道是通向低地，见到伊达·梅的唯一途径。她让这一切都值得了。
大卫·麦金托什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骑着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来了。阳光的热量斜斜地投射在朴树林里。他总是不甘人后的那个。他穿着礼拜日的衣服，坐在一张前厅里的旧椅子上，对姑娘说着甜言蜜语。与此同时，姑娘的母亲西恩妮小姐站在门口悄悄看着他们。当他说完了所有该说的话——西恩妮小姐总是会嫌弃他唠叨得太久的——他爬上了马背。做闺女的怀疑道，他是去打量下一家那个叫莎莉的姑娘了。
乔治·格拉德尼走了三四英里，穿过了朗克里克的盐碱地，又跨过了铁轨，来见伊达·梅。他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比大卫·麦金托什更长。最终到达的时候，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盖着一层来路上飞扬的棕色尘土。这时，大卫的马还栓在门前。乔治是一个安静阴郁的人，觉得自己对伊达·梅持有某种占有权。他等大卫走了才进去。乔治站在外面，看着大卫上马走了，自己踩上门廊的实木台阶。第二名可以给他更多时间来赢得这个姑娘，也有更多的时间来衡量她做妻子有多合适。
西恩妮小姐对哪一个人都不太感兴趣。首先，对伊达·梅来说，他们的年纪太大了。当这两个小伙子跌跌撞撞地迈过二十岁的门槛时，伊达·梅才刚满十五岁。大卫比伊达·梅高不了多少。而且两者在西恩妮小姐的眼中都长得太黑了。她有些认定自己的闺女该向上嫁。在她的世界里，大多数黑人妇女都会成为佃农的妻子，但她希望自己的闺女有更好的经济前景——一个肤色稍浅的男人，要是他能在白人里吃得开，甚至攀上点亲戚，那是再好不过了。
伊达·梅没有去参与他们的谈话，对此也不上心。对她来说，一种颜色的野花不比另一种更好，所以她看不出什么区别。伊达·梅的看人方式是略过人的外表，认真研究每个人的内在——就好像每个人都是她遇到过的第一个人类那样。
无论如何，西恩妮小姐抗议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无论追求者是什么身份，西恩妮小姐不会喜欢任何追求她二女儿的人。西恩妮小姐在自家表兄土地上的一座小木屋里生下的她，并用婆婆的名字伊达，将她命名为伊达·梅。
这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距离大迁徙的开始大约已有三年，伊达·梅将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场大迁徙的一部分。她自己心里有主意，她让别人叫她伊达·梅，而不是梅·伊达。多年后她会说，伊达·梅听上去不会那么过时。但这是一个先兆，预示着这个姑娘会自己为自己拿主意。
伊达·梅是一个小个儿的姑娘，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花生酱色的皮肤，配着大部分时间被扎成辫子的深棕色头发。她是个无畏而活泼的姑娘，喜欢做那些通常是由男人来干的事情。她不太擅长干农活，但她会砍柴，会杀蛇，也从来不介意做这些事，这对西恩妮小姐来说是件好事。
当追求伊达·梅的男人们开始在门廊上现身的时候，西恩妮小姐是个寡妇，自己打理着自己生活所依的那块地。她敢于直视大多数男人的眼睛，受不了傻瓜，但她现在帮不上一点忙。她的大女儿艾琳已经嫁出去了，两个儿子山姆和克利夫也已经长大成人，向北逃到了俄亥俄州，就像其他的黑人小伙一样，越来越多在南方待不住的人都这样走了。她的丈夫约瑟夫死在了儿子们逃跑之前。约瑟夫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打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和女儿们不一样。这让他们待不下去了。山姆和克利夫北上了，留下西恩妮小姐和她的三个年轻女儿——能干活却不愿干活的乔西，还不到能干活年纪的塔尔玛——还有二女儿，假小子伊达·梅。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伊达·梅爬上路边的山核桃和胡桃树，把果实摇下来。她将果子摔在地上，用牙齿咬开它们。她看到自己的兄弟们在林子的另一边撒尿，伊达·梅也试过那么干。身为一个姑娘，在办那事儿的时候试着站起来可不太方便。
在山姆和克利夫离家之前，每当他们出门去猎兔子时总是把伊达·梅赶开。她蹲在树后，当他们听到了她发出的沙沙声时，就用打兔子的木棍丢她。有时候，她能用水管打中一只正在睡觉的兔子，再加上哥哥们打到的猎物，当天晚上家里会有一顿不错的晚餐。
有时，她的兄弟们不想被人打扰。他们就丢一个铜板给她，让她代自己犁地，他们则去打一场临时拼凑的棒球比赛。伊达·梅跟在驴子身后，在田野里来来往往，在土地上划出线条，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孩子们叫她假小子，因为她行事就像男孩一样。
* * *
他们居住在密西西比州东北部山区那弯弯曲曲的土地上。这是一个性感的地方，比大河沿岸的三角洲更美。和其他美妙的地方一样，这里有某种能打动成年人心的风情。然而，这美妙的风情却也意味着在此播种棉花是件难事。这里的土地若要分娩，就得经历阵痛。
约瑟夫·布兰登拥有一片低洼地，他在这块地上种棉花和养猪。黑人能设法得到的土地往往都是没人想要的荒地。不过，他仍在每年春天都对这块土地献上殷勤。用一部老犁头，一头凹了背的驴子，还有一匹名叫吉姆的马，他在土地上切出一道道线条。他在浅土里植棉籽，并试图召来雨水。当这块地变成绿色，他就剪去那些占了新芽生长空间他并不想要的叶子。
在夏季的末尾，如果雨水来了，但没有泡烂种子，如果白天的日头足了，夜晚降下了露水，白棉就如同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一层干雪，堆积在矮矮的植株上，棉桃伴着约瑟夫·布兰登的汗水与祈祷一起冒出来。盐渍的土地上有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好似狂欢节上的纸屑，一直延伸到林木线才消失。之后，约瑟夫得在炎炎烈日下弯下身子采摘棉桃。有时他得蹲下身去，甚至得趴在地上，才够得着那些低处的蒴果。
在她长高到足以看见棉桃之前，伊达·梅就在田里做父亲的小跟班了。为了让小姑娘有点事情干，父亲给她一个空面粉袋子，她就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收集几乎没什么用的小块儿棉花。不久，她就表现出对田里的活儿没什么天赋，也不喜欢摘棉花这样的苦差事。但父亲总是在那里，摘棉花给了她与父亲共度的时光。
“我就是这样学会种田的，”半生过后，她如是说，“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在不用料理棉花的时候，约瑟夫·布兰登就去照料猪。有时，猪会跑出去，陷在被天上降下来的春水涨满了的小溪里。伊达·梅跟着父亲到小溪去，看着他在水中噼里啪啦，拯救自家那要溺水的猪。雨水把水蝮蛇冲到了溪流的表面，当溪水回落，蛇就被留在了河滩上。伊达·梅把它们捡起来当玩具。
一九二三年五月，雨水打在密西西比河上。和往常一样，猪又卡在了小溪里，但当父亲在它们身后使劲的时候，洪水来袭，他没能把猪带回来。自此他一病不起，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时年四十三岁。
他有糖尿病，大人们说，他已经死了。但伊达·梅坐在他的床边，摸摸他，他还是温热的。他不曾接受过医生的看护。附近没有哪个黑人是医生。白人医生们都在镇上，就算他们出了镇子，这家人也不会在半道上遇到他们，因为镇上的医生不会认得荒林中的路。即使医生们真的有意要过来，大雨也把路变得太泥泞，令人无法行走。
伊达·梅以为大人们会给父亲更多的时间。也许他能打破那个缠身的魔咒。多年后，她才从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处于什么状态之中。他们把这叫做“昏迷状态”。但是，在那个世界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人会把一个小姑娘当回事。他们就这样定好了下葬的日期。
她和自己的姐妹们——艾琳，乔西，还有塔尔玛跟在母亲身后。姑娘们没有鞋子，便赤着脚参加葬礼。没人因为此事而替她们感到难过，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鞋穿。
当他们合上棺材时，伊达·梅有个确定的想法，父亲还没有死。“我今天还会说，当时他没死，”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后，她如是说，“当时，他们没办法知道。”
葬礼过后不久，伊达·梅待在当地人叫垛子的粮仓里，坐在存储着干草和玉米的箱子上。她抬起头，看见自己的父亲走了进来。这令人吃惊却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把手伸给她，拉起她的手，握住。当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她尖叫着跑出去，找到了西恩妮小姐。
“爹爹在垛子里！”她哭叫道，“我看到他了！”
“姑娘，别对我说谎，”西恩妮小姐说。“约瑟夫不会来吓你的。”
“我握着他的手，就像平时一样，”伊达·梅说。
她再也没有见过他。随着夏天的流逝，父亲不会回来了，这已成了事实。她开始怨恨这个世界，怨恨那些父亲还在世的人。她开始打架，没由来地和人找茬。
学校不上课，因为黑人小孩们只有在不用干农活的时候才会去上学。在密西西比的农村，要到采完了棉花，伊达·梅和其他黑人小孩才会去上学。这意味着学校十月或十一月才开学，到四月的春播开始时，孩子们又不上课了。上半年的学，意味着这一年年景不错。
到了下一个秋天，该回学校的时候，她的悲痛依然缭绕不去。她走了一英里的土路，穿过干燥的棉田和朴树林，到那只有一间校舍的学校去。这样的一间学校容纳了所有一年级到八年级的黑人孩子们。在奇克索乡，生为黑人，这就是人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教育水平了。
孩子们在上学的途中排成了一辆火车。从家离学校最远的那个孩子开始，火车一路“接”沿途的孩子们上车，开往校舍的方向。等到了学校，火车就散成了聚集在校门口的一群孩子。
伊达·梅很容易被沿途的坚果树分心，跟不上队伍。“我会落在后面，又哭又喊，因为他们都跑了，把我丢下了，”她说。
当暴雨来临的时候，水涨得很高，像伊达·梅这样住在泥潭边上的孩子就过不去了。老人们砍倒一棵大树，修剪掉枝叶，让孩子们得以跨过泥潭去学校。
学校是一座窄窄的小屋，有着木头长凳和长长的窗户，主持学校的老师少了一条腿。阿莫斯·柯克斯是孩子们那无休止的好奇心和窃窃私语的来源。从先生的年纪可以推测，他的腿也许是在一战的时候丢的，但这件事上没有孩子能打包票。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教室，拄着拐杖，穿着西装，绷着一张严厉的脸。他给教室里的不同年级换座位，就好像在铁路车场里扳道一样。轮到二三年级的时候，这群孩子就到前面来，其他的孩子则到教室后面去做功课。
柯克斯先生总是系着一条领带，高高在上。但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他左腿的裤管被用别针别在了膝盖处，原来本是脚和小腿肚的地方空无一物。
有一天，柯克斯先生走进教室，他的裤腿不再别在膝盖那里了。他有了一条新腿。但他还是没法拿它像真腿那样走路。“他得把那条腿甩出去，就好像那条腿惹他讨厌一样，”伊达·梅说，“它会动来动去。柯克斯先生也随之晃来晃去。”
“他终于有了一条腿！”孩子们彼此窃窃私语。
当柯克斯先生不注意时候，伊达·梅会试着去撩起他的裤腿。“我坐在他身边，”伊达·梅多年后说道，“我全力地从下往上看，看那条腿长什么样子。我就坐在他身边。蹭来蹭去，偷看他的腿。他感觉不到。我能看到他鞋子里的假脚。”
伊达·梅必须确保柯克斯先生没有发现她的小动作。只要有丝毫的违规行为，柯克斯先生就会叫几个男孩到树林里去折些树枝。在该听讲时候却在说小话，或者把头转来转去的孩子，会被叫到教室前面，挨一顿树枝教鞭。
伊达·梅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在伊达·梅父亲去世后的那个秋天，在一堂拼写课上，孩子们学到了“费城”，这是北方的一个城市。柯克斯先生叫伊达·梅起来拼写一下这个词。孩子把有的词编成了顺口溜来帮助背诵。“地理”这个词就是“土——也——王——里”。“密西西比州”就是“盖子——心——山——方块——方块——钩子钩子——点杠点杠点杠”。
伊达·梅听说过北方，但她不知道费城，也不知道拼这个词的顺口溜。她在这个词上卡住了。柯克斯先生以为伊达·梅是装的。他让几个男孩子到树林里去给他找根细树枝。先生把树枝放在火上烤着，让伊达·梅走到前面来。他叫她弯腰，把手别在后面，在其他孩子面前鞭打了她。他每打一下，就吼一声“弗——贝——土——成”。
这一天，一个人被拎出来受训令她很受伤。也不是说她这辈子就没做过坏事，但她觉得自己只是忘了怎么拼一个词，怎么都不应该挨这顿鞭子。放学后，她走到柯克斯先生面前说：
“如果我爹还在，看你怎么吼我，”伊达·梅告诉他。“你吼我是因为我爹不在了。”
他再也没有鞭打过她。
她似乎已经更加意识到，生活变得艰难了。她开始注意到那些以前她不会留意的事情。
在她上学放学的路上，她都会经过巴福德先生的农场。巴福德先生的妻子离开了他，他自己一个人抚养他们的儿子，他似乎要用自己的悲伤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巴福德先生的院子里长满了果树，果子多到他自己吃不掉，结果的速度快到他摘不完也卖不了。一棵树树冠下部的桃子、苹果和梨子是最大最甜的。果子成熟了，掉到地上，他还是不许任何人踏入他的领地一步去拾捡这些果子。
伊达·梅想出了一个得到果子的办法。她会停下来与巴福德先生聊天，让老先生滔滔不绝。如果他看向别处，她就俯下身，把一个梨子或一个苹果悄悄藏进自己的裙子里。“你知道，那些果子都掉下来了，他本就应该分我们一点的，”她说道，“我每次有机会就拿一点。”
圣诞节要到了，这是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有一天，当伊达·梅顺路拜访巴福德先生的时候，她大声地发起问来，今年父亲走了，那圣诞老人还会不会来了？
“这就是他们教你的第一件事哟，那都是骗你的，”巴福德先生说，“没有圣诞老人这玩意儿。”
“那把我所有的快乐都从生活中带走了，”她说。
* * *
那一年没有圣诞节。“我没钱请圣诞老人来，”西恩妮小姐告诉姑娘们。现在，伊达·梅开始怨恨所有的人。她在学校里越来越多地与人无事生非，发生争执。
有个名叫亨利·李·巴比特的男孩骑马上学，每天都随身带着喂马的玉米粒。伊达·梅住的地方比亨利·李更远，但她只能走路上学。有一天，伊达·梅临时起意，告诉亨利·李她要把他的马辔松了。她走到马跟前，把马系在桩子上的辔头拿在手里。
“假小子，你不许把我的马放了，”亨利·李说。
“我干了又怎么样？”伊达·梅顶嘴道。
“如果你干了，我把你的脑浆子都打出来。”
他们两人站在马的边上，伊达·梅拉住马辔头，威胁说要把马放走，亨利·李试着阻止她那么干。
“我看你个狗娘养的怎么敢拉我的马辔头，”亨利·李说。“你连死人眼睛上的镍币都拿。”（注：一种圆形似镍币的木头，用于在防腐处理中放在死者的眼睛上，据说这样死人的眼睛就不会张开。）
她猛地松开了辔头，把它丢在地上。“我们两个，我和那个男孩子，到路上去打了一架。”多年后，她说。
亨利·李俯下身，一把抓起她丢在地上的辔头，狠狠地打她。“他手里拿着辔头，几乎要把我打死，”她说，“他用辔头打得我后脑勺起了一个包。”
没有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和父亲给她撑腰，她只能自己靠自己了。“你不得不打架，”她后来说，“别的孩子会惹你。你没法骂他们。但是你可以干任何你能做的事。”
几年之后，男孩们就不会再想和她打架了。他们想坐下来，握住她的手说说话。那些招惹她打架的火药味儿渐渐淡了。追姑娘的时候到了了。她十五岁了，两个追求者开始出现在前廊里，带着明显的企图。
* * *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礼拜日的仪式过后，新希望浸信会教堂的老妈妈们摆上了一盘盘热腾腾的玉米面包，芥蓝菜，还有腌火腿。做了芥蓝菜的人担心自己的菜还不够软烂。做了磅蛋糕的人则在祈祷，希望人们喜欢自己的蛋糕胜过喜欢隔壁的土豆派。
现在到了人们称其为农闲的日子。这时，人们已经把棉籽种下地，等着它们发芽。在小教堂外，人们支起长凳，分发桌上的食物。本着一年里已经有男人节和女人节的原因，人们把这个活动叫做儿童节。这一天在奇克索乡的边远地区是黑人们的休息日。人们从布埃纳文图拉——也就是他们叫班尼的那个地方过来，也从休斯顿附近的乡县，甚至是麦克伦南驾着马车过来。
这是佃农和奴隶们可以退回到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不会有“黑鬼”这个词来打扰他们。人们可以忘记世上还有肤色这回事。在这样的礼拜日，教堂的院子从坟场变成了适龄姑娘和年轻的小伙们或求偶，或打情骂俏的风流地。
乔治·格拉德尼和一帮年轻人坐着一辆旧福特T型车跨过小溪来了。他二十二岁，长着一张冷冷的脸，人也很严肃。“他倒也不是不会笑的人，”伊达·梅说。
他是从范弗利特以南七八英里外的班尼地区来的。他是十二到十五个孩子中的几个老幺之一。（没有还在世的人知道他有多少兄弟姐妹。他的父亲娶过好几任妻子，和她们生了孩子，有几任死得很早，起码比他的父亲还早）在乔治能记得她之前，母亲就过世了。他由哥哥威利抚养长大，家境的重担似乎都表现在了他的脸上。
他成家立业的时间该到了。那天下午，他走向伊达·梅。她在咬自己礼拜日裙子上的草茎。他介绍了自己，但她不怎么上心。她的心还在别人身上，那时候的她几近要发狂了。那个名叫阿方索·班克斯的小伙子今天带了另外一个姑娘来教堂。
阿方索是她短暂一生中的挚爱。他是她哥哥们的朋友，阿方索年纪更大，有自己一套吸引姑娘们的方式。在这之前，从来都没有人带她出去过，他带她出去，让她觉得自己长大了，自由自在。即使他什么都不做，也能让她感到兴奋。有一次，他带她到复兴教会去，这在乡里就相当于在镇子上过一夜了。那天晚上去教会的人里有阿方索、伊达·梅、伊达·梅的大姐艾琳，还有另外一个那天晚上护送艾琳的年轻人。他们开到了教堂，下了车，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地年轻而轻狂。他们吸引了一个名叫湾湾的人的注意。湾湾正在打艾琳的主意。他看到了这群人，他被激怒了。
“是谁在这里笑？”他对他们说。
她们不理他。她们走上台阶，向教堂的大门走去。湾湾掏出枪来，瞄准了艾琳或者她的护花使者，开了六枪。他准头很差，一个人都没有打中。但这够让人激动的了，他们在树林里还在谈论这件事。伊达·梅觉得这进一步证明了阿方索知道怎么和姑娘们打交道，即使是从与自己无关的事上找谈资。
她和阿方索出去玩了几次，这足以让她感觉到一种可知而不可言的占有感。当她看到阿方索带着另外一个姑娘出现在儿童节的活动上时，她脱口而出：
“你带她来干啥？”伊达·梅说。
“我带她来过儿童节。”
“呵呵。”
有什么东西使她站了起来。她把雨伞拿到手里，敲在他头上。“那小子，我喜欢那个小子，”多年后，她说道，“他带了那个姑娘来。我把他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回家后，我娘用拨火棍揍了我一顿。所有人都在讲这件事。你知道乡亲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是我错了。我不能在教堂里打他的脑袋。”
乔治出现的那一天，她心烦意乱，对这张新面孔没什么想法。但乔治似乎已经打定了要娶她的主意，并开始在周日下午拜访她家，给了她回心转意的时间。
他忍受着西恩妮小姐不以为然的冷脸，还有乔西和塔尔玛对于戏弄他的好奇心，花时间和伊达·梅在一起。当他觉得自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别人脸色看了：大卫·麦金托什，阿方索·班克斯，还有另一个，弗雷迪·麦克伦登。他不喜欢那些人过来，这点在他的脸上表现得很明显。
其他小伙子也都注意到了乔治来访的强度，他们虽然不是很了解事情的走向，但都尽量避免和她打照面。这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在他最后的一次拜访时，大卫·麦金托什感觉到自己待的时间长了些，他说：“嗯，我想我最好在格拉德尼来之前走掉吧。”
乔治的持之以恒赢得了她的芳心，她最终答应嫁给他，离开母亲掌控的生活。但她和乔治只能先保住这个秘密。如果西恩妮小姐知道了，她是不会允许的。她从来不喜欢任何讨好伊达·梅的小伙子，她也不喜欢乔治。
“他都老到可以当你爸爸了。”西恩妮小姐常常这样说起乔治。乔治那年二十三岁，伊达·梅十六岁。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伊达·梅喂过了鸡，像往常一样做着家务，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乔治到来，带她去开始新生活。但在乔治到来之前，一个邻居到他们的小屋来找她的母亲。
“我听说你的女儿今晚要在班尼结婚，”那人说。
西恩妮小姐骂起人来，她去找伊达·梅。伊达·梅知道自己会为在母亲的鼻子底下图谋不轨而付出代价。她跑到床底下躲了起来，想着乔治来接她的时候该怎么出去。现在，西恩妮小姐知道乔治正在来的路上，她得准备好对付他。
乔西和塔尔玛，还有西恩妮小姐找遍了奶牛边上的食槽，在小木屋里喊她的名字，可就是找不着她。对伊达·梅的搜寻必然触动了西恩妮小姐心里的某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告诉她，伊达·梅要离开她了。她骂完了，伊达·梅感到安全了，走了出来。
西恩妮小姐走到自己的二女儿身边，告诉伊达·梅她对婚礼的决定。
“好吧，明天我就让你结婚，”西恩妮小姐说，“我们都跟你一起去。”
第二天，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他们都去了牧师家。伊达·梅穿上了乔治给她选的那条黄色的系腰衫裙。院子里挤满了人，站在门廊台阶上的乔治·格拉德尼和伊达·梅·布兰登被宣布结为夫妻。
“我们希望你幸福满满，”院子里的人们说。
乔治带她去了几英里之外的埃德·皮尔逊种植园。在那里，他是个种棉花的佃农，而她将学会怎么做一个妻子。两个星期后，有个叫股市的东西崩盘，事情变得比他们之前想象的更艰难。如果种植园主的日子苦起来了，下面的佃农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 * *
在奇克索乡，在密西西比州的其他地方，在整个南部，一只看不见的手统治着所有黑人的生活。这只手不仅仅只管一件事，这只手就是一切。这只手决定了，白人要管着黑人，黑人要像孩子不得不听从父母一样服从白人。然而，这对父母和孩子之间并没有爱。取而代之了爱的，是恐惧和依赖之情——以及对这种依赖关系的怨恨——双方都有。
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在伊达·梅身边。她的身边到处都有白人，但白人们都与她区隔开来，在区隔的校舍里，在区隔的土地上，人行道上的一道防火墙将白人和黑人隔开。当在路上遇到白人时，黑人就得靠边站。只要是可以想象到的微小特权，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享受。伊达·梅曾在密西西比州卡尔霍恩市周边的几个镇子住过，那里直到五十年代都有白人的停车位（镇子广场上离银行最近的那一个）和黑人的停车位（在街的另一边）。将白人与黑人的停车位区隔开的并不是什么标志，这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捣鬼。
无论是西恩妮小姐还是乔治都不曾带伊达·梅到过休斯顿或奥科洛纳去，那些都是白人做生意和过日子的地方。伊达·梅没多少和白人打交道的经历。就算是和白人打交道，也是她得为白人服务，满足他们异想天开的要求的时候——不管她自己乐意不乐意。即使是短暂地出现在白人们的面前，都会令她想起自己在他们眼中的地位，即使是在她还很小，不能理解这一切的时候。
在她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叫她把犁上的一个小部件拿到铁匠那里磨尖。这样，他就不用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儿了。伊达·梅骑着马，沿着土路穿过树林，来到铁匠家里。
铁匠是一个善良的中年白人，他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铁匠把犁从马上拿下来，走进房子，打磨起来。当伊达·梅站着等待的时候，铁匠的两个儿子向她走来。他们都是二十多出头，当父亲正忙着的时候，他们要给自己找点乐子。
“我们把她丢到井里吧。”他们互相说笑道。
两个儿子一人拎起她的一条胳膊，她尖叫着让他们把自己放开。小伙子们把她拖到一口有着圆形井沿的井边，把她悬在井口。伊达·梅看到井里的黑洞，她的腿挂在边缘上。她又打又踢，尖叫着让他们把自己放下。她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没有能帮上她的人。这两个家伙的父亲还在磨犁上的那一块刃呢。
两个小伙子看着她扭动，对她的挣扎哈哈大笑。他们把她悬在井沿上，直到觉得找够了乐子。他们放下伊达·梅，她跑回到铁匠那里，等着自己的犁头被磨尖。
父亲以前常常让她去磨犁头。在那件事之后，父亲再也不那么做了。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他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种事再次发生。几十年后，她会想到，如果那时他们把她丢下去了会怎么样，即使只是一不小心失手——她会怎么死掉，没有人会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她又是怎么掉到井里去的。
“他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事说出来，”她说道。
伊达·梅很快就发现，白人有好有坏，她得好好观察他们才能找出其中的差别来。她的性情太过温厚，以至于无论他们对她做了什么，她都不会浪费精力去仇恨他们。伊达·梅只是看着他们，带着一种她自己也永远无法理解的好奇心。她学会了把他们往善处想，但他们干坏事的时候她也不吃惊。仅凭此一点，也许就为她增加了几十年的寿命。
牧场上住着一位名叫朱莉·麦克伦南的白人小姐。她对伊达·梅不错。伊达·梅的父亲去世后，麦克伦南小姐付钱给伊达·梅，请她帮忙拾取鸡舍里的蛋。有时候，她也带着伊达·梅到镇上去卖鸡蛋。她知道了伊达·梅的母亲新寡，也会给伊达·梅几只活鸡和剩饭剩菜。
放学后，伊达·梅走了一英里，横穿牧场，来到麦克伦南小姐的大房子帮她拾蛋。她总是希望自己能拾到很多鸡蛋。如果蛋太多，麦克伦南小姐自己拿不动，她就把鸡蛋拿给伊达·梅，让她带到奥科洛纳去。这是伊达·梅进城的唯一机会。
有一次，伊达·梅收集的蛋比平时多，麦克伦南小姐便带着她上奥科洛纳去，帮她把蛋卖给白人。她们要把蛋送到客户们的家里，小姐让伊达·梅帮她拿着装鸡蛋的篮子。
这一天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她们敲开一个女人家的大门。伊达·梅拿着篮子站在麦克伦南小姐身后，麦克伦南小姐准备进门去。
“你不能把那个黑鬼带进来。”那个女人看到了站在前门门口的伊达·梅，她这样说道。
麦克伦南小姐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示意伊达·梅把鸡蛋从后门送进去，而麦克伦南小姐走了前门，做完了这笔生意。
在回家的路上，麦克伦南小姐似乎对此感到有些不安。
“你听到她叫你什么了吗？”麦克伦南小姐问伊达·梅。
“听到了，但我从来都不管，”伊达·梅说，“他们叫你的法子那么多，我从来都不管他们怎么叫。”
这件事震惊了麦克伦南小姐。“现实令她坐立不安，”十几年后，艺术家嘉莉·梅·威姆斯如是说道。
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或者敢于承认等级制度是囚禁每一个人的监狱。确保某一群体享有最高特权的规矩紧紧地将每一个人都压缩在一个非常小的接受范围内。这意味着只能成为某一种的新教徒，从事某一种特定的职业，达到可敬的财富水平或表现得像那样，以及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在自己与其他低等人群或其他种族之间划分出一道傲慢的界限。
无独有偶，阿拉巴马州，在一次上流妇女社交圈聚会上，一位律师的妻子成为了焦点。在开胃小菜和谈话之间，这些上流社会的女成员中第一次有人注意到，女主人在客厅里的柜子上摆了一尊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这位客人敏捷地指出：为什么，她从来不知道女主人和她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
这样的指控让律师的妻子感到不安，她迅速回应说，他们当然是卫理公会的信徒，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她在家里放着这些雕像，仅仅是出于喜欢而已。
聚会结束了，客人们离开后，这样的指控仍在困扰她，她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少数群体的成员。那天，律师的妻子把她喜欢的那尊玛利亚雕像拿下来，收好了。她无力踏出自己的阶级范围之外一步。
朱莉·麦克伦南小姐也一样。据伊达·梅所知，麦克伦南小姐再也没有把鸡蛋卖给那个老太太。但奥科洛纳之行后，朱丽·麦克伦南小姐和伊达·梅之间短暂的雇佣关系也结束了。“在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带我去过，”伊达·梅说。
* * *
伊达·梅所成长的底层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只要听说住在路那头的那个白人农民来了，伊达·梅就知道已经到周末了。
那个家伙在清醒的时候人还不错，他实际上还挺喜欢黑人的。但在周五晚喝多了之后，他就会骑着他的那匹老马，蹒跚到黑人的小屋那边去。他骑着马，挥舞着手枪，黑人们总会听到他的马蹄声和叫喊声。
“老子来了！”他喊道。
大人们丢下桶子跑走了。孩子们藏在屋脚的支撑腿之间，趴在泥地上。他气呼呼地咒骂，试着把他们都赶出来。
“我要打死你们！”他叫嚣道，“把你们都杀光光！”
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伊达·梅正在外面，来不及躲到房子下面去。乔西和塔尔玛已经跑开了，她没看见他们躲到了哪儿。那人一边开着枪，一边在马上摇摇晃晃地过来了。
边上有只装玉米面的大桶，她便跳了进去。她把自己缩到粗糙的餐垫里，下巴扣着膝盖。与此同时，这个男人在她不远处，口齿不清地大喊大叫，子弹打在金属桶上发出乒乒声。伊达·梅把桶盖拉过头顶，试图屏住呼吸。一直到枪声和叫喊声都停了，她才爬出桶来。他喝多了，准头很差，据伊达·梅所知他从来没真的打到过什么人。没有司法官或警察曾插手此事。在这里，叫警察本来也没什么用。这样一来，这个醉醺醺的农民就可以肆无忌惮，随时随地继续射击和恐吓布兰登一家还有其他底层黑人。
“他把这个叫做给自己找乐子，”伊达·梅说。
随着年纪的增长，她懂得了在南方的种族制度下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不仅止于语言上的冒犯和一个疯狂白人农场主的滑稽举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她十三岁。那时候，大人们的脸上密布着阴云。她能听见大人们在窃窃私语，谈论着镇上发生的事情。那都是可怕的事儿，大人们不想让孩子们知道。两个黑人小伙子，卡特兄弟，她听说道——对一个白人妇女做了什么。
“他们对那个白女人说了点什么，”她说。
伊达·梅还能记得，那天早晨，白人们带走了那两个小伙子，并在奥科洛纳绞死了他们。伊达·梅总是记着这一天，因为那天也是她的表妹出生的日子。人们用伊达·梅母亲的名字西恩妮给这个孩子命名。大人们在小屋里哭了起来。
葬礼之后，卡特家族幸存的成员们收拾行装，离开了密西西比。他们去了一个叫密尔沃基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
三年之后，伊达·梅和乔治会搬去皮尔森种植园。世事难料，伊达·梅最终也会循着卡特家族的轨迹而北上。在她还没有看到事情会如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对伊达·梅来说，卡特一家的搬走就仿佛是一种信号，指引她看到了逃出这个疯人院的一道窗。
伊达•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芝加哥留影
自一九三七年北迁后，伊达•梅第一次重访密西西比，回到故乡
责任编辑：顾杰
排版：韩柯
本文为地平线译文，节选自伊莎贝尔·维尔克森的《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诗》。《他乡暖阳》分别记录了三位北迁的非裔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的经历。本节选为其中一位主角——佃农伊达·梅·布兰登·格拉德尼经历的第一章节。
「你怎样看待黑人种族歧视？」
伊莎贝尔·维尔克森
伊莎贝尔·维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美国非虚构作家。为记录美国二十世纪初数百万非裔美国人北上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维尔克森用时十五年，采访一千二百余人，写作《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诗》（The Warmth of Other Suns: The Epic Story of America's Great Migration）一书。《他乡暖阳》是《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二零一零年度的十佳之一，被誉为“非虚构类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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