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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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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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每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大问题，大概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譬如中国的雾霾，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西方的一些大企业家对我说，解决中国的雾霾可能需要好几万亿美元，这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们的这个看法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很相近。危机是由危和机两个字组成，危机当中有机遇。我希望荷兰的工程师们能抓住机遇，同中国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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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主席马丁·范·佩尔尼斯(Martin van Pemis)给我写信，邀请我出席2014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皇家工程师协会年会，并对年会发表有关中国崛起的讲话。

我1995年离开荷兰后，尽管后来在欧洲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没有机会重返荷兰。这一次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邀请我去，我心里是愿意的，重返荷兰也勾起我很多回忆。

1994年夏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准备派我去荷兰任大使，已经向荷兰政府提名，等待对方的回复。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外交官，不想当大使的外交官大概不是好的外交官。因为一个人总应当有追求，如果你追求的目标比较高，那一定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然而我们这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成名成家的思想”，自己是不敢有什么奢望的。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当好螺丝钉”。现在要当大使了，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确实是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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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至1990年，我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和比利时王国使馆工作的时候，曾经去荷兰出过差，对这个国家有一点粗浅的了解。现在要去那里出任大使，当然就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荷兰国家虽小，只有4.1万平方公里，但历史上曾经辉煌过，17世纪就是“荷兰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荷兰占了“四个第一”：1581年，荷兰北部七个省成立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和第一家现代银行。

一提到荷兰，人们就想到风磨，风磨成了荷兰的标志。我原来以为风磨的作用主要是磨粮食，其实在荷兰，风磨最主要的功能是排水。荷兰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在海平面之下，荷兰人自己说：“别人有钱挥霍，我们有钱往水里扔。”这是千真万确的。

荷兰人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修了很多堤坝。堤坝修了之后，要把积水抽出去，这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荷兰人很聪明，造了风磨，利用风能来完成这项工作。在风磨的鼎盛时期，荷兰全境有9000座风磨。

荷兰与英国一样是王国，但荷兰的王室与英国不大一样。英国王室的成员很讲排场，还不时传出一些丑闻。荷兰王室比较平民化，突出宣传女王和王储，其他王室成员保持低调，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丑闻。荷兰女王比较亲民，甚至自己提个包到超市去买东西。荷兰王室的上述表现也绝非偶然，因为荷兰是先有共和国，后来到了1815年才成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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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荷兰出任大使是我第一次做大使。什么事情第一次做，总是有些忐忑不安、如履薄冰。所以我在赴任之前拜访了一些老大使，向他们请教。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并提了很好的建议。

有一位老大使对我感慨地说：“大使的头衔听起来很好听——特命全权大使，实际上大使没有什么权力，应当改为‘特命无权大使’。”这番话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心里想，我到荷兰要去体验一下大使究竟是有权还是无权。

我于1994年9月到1995年12月担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去回国休假和陪同荷兰首相科克访华，实际上我在荷兰的时间只有一年。

但这一年是学习的一年、思考的一年、紧张工作的一年。在工作实践中，我一直在想大使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我在离开荷兰时，向外交部写的离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我认为大使的工作主要是三条：调研、沟通、建议。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可以检查自己的调研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在调研和沟通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调研是指大使要研究驻在国的长处和短处，中国的需要，以及双方在哪些领域可以开展合作。当然还要研究国际形势，因为中国与驻在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际关系的变化当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

钱其琛副总理曾经说过：“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础。”这话很有道理。一个外交官如果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当不好外交官，大使更是如此。

沟通是指大使向驻在国介绍中国，特别是介绍中国发展的状况，以及在哪些领域与驻在国存在合作的潜力；向中国介绍驻在国，介绍其长处和短处。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沟通对大使来说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发表公众演说。长期的外交生涯使我认识到公众演说的重要性。你把外国人请到使馆，向他们介绍中国，这固然是一种沟通。但毕竟你能请的人是有限的，发表公众演说，听众就多了。再借助媒体，影响就会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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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赴荷兰上任之前是外交部发言人，有一定的知名度。到了荷兰之后，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发表演说，我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因为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现状，促进中国与驻在国合作的发展。

演说的效果如何，当然可以听取听众的直接反应，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要看两条：一是认真观察现场的听众，看他们的眼神是专注的、赞许的，还是相反；二是看今后的邀请多不多。一场成功的公众演说往往会引来更多的邀请，如果你讲完话之后，没有什么新的邀请，那可能说明你讲话并不成功。

我在荷兰一年，大概发表了40多次演说。听众多的几百人、上千人，少的几十人。层次最高的是1995年11月9日我应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的邀请，对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机长晚餐”（Skipper Dinner）俱乐部发表有关中国的主旨演说。

“机长晚餐”是荷兰上流社会的俱乐部，总共有400名会员，其中包括大企业家、政界人士、社会名流。出席这天晚餐的有80多人，其中有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父亲——贝恩哈德亲王，前首相德勇、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和各大公司的头头、著名学者等。

“机长晚餐”每年一次，每次都有一个主题，请嘉宾围绕主题发表主旨演说。晚餐的私密性很强，为了深入交流，晚餐不请记者参加，对外不报道。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告诉我，在筹备1995年的“机长晚餐”时，有两个选择：一是邀请美国前任副总统、时任美驻日本大使蒙代尔；二是邀请我去讲话。不知什么原因，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最后决定邀请我去讲。

我以“中国的崛起与中荷关系”为题发表了半小时的讲话。我没有讲稿，但事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讲话后，听众问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诸如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乱，中国是否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中国的人权状况等。对上述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会后告诉我，大家对讲话的反应很好，认为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现状和今后的走向。女王的父亲贝恩哈德亲王还主动与我接触，对我即将离任表示惋惜，但希望我在离任前去拜访他一次，我欣然同意了。

女王朱利娅娜与丈夫贝恩哈德亲王

贝恩哈德亲王在荷兰威望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荷兰，他和女王朱利娅娜坚决反对，不屈不挠，离开了荷兰，流亡海外。他一般不见外国使节，这次主动提出要见我是相当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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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7日下午，我专程去贝恩哈德亲王的驻地拜会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投机。

贝恩哈德亲王

亲王告诉我，1994年11月他因患癌症动了手术，不幸手术后感染了肺炎，休克了6周，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场大病使他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看到春天的鲜花、秋天的红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懂得了要珍惜这样的时光。

亲王说，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价值观强加于人，要别人接受。他不赞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朱利娅娜女王流亡加拿大时，在一次晚宴上结识了一位姓孔的华人。孔先生告诉他，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而且有家谱可查。他听后，十分感慨，这样的事情欧洲没有，美国更没有。美国、欧洲的历史比中国短多了。欧美人很少知道中国曾经有“四大发明”，他们不应该觉得现在自己发达了就瞧不起中国。

最后，他还主动提出要与我合影，并要求我把照片寄给他。

这次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邀请我去讲话，大概与我当年在荷兰公众演说较多，给人们留下一点印象有关。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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