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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高峰：我进了中国顶级小学，纯属偶然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十年寒窗半数空
古时候说到中举的读书人，多用“十年寒窗”来比喻，意思是举子们能有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是经历过多年冰寒雪冷悬梁刺股的。在我从念小学到高中毕业，恰恰是十年的时间，可这十年里，书读得不多也不累，绝谈不上寒窗，而是断断续续、曲曲折折、离离奇奇。
我上的小学在中国都是名气响当当的——北京景山学校！学校直属中宣部，十年一贯制，就是说一个七岁孩童走进景山学校，十年后走出这里时，他就直接面对大学的校门了。
这么好的一所学校怎么就接纳了我，一个来自大杂院里的普通人家孩子呢？这要从我的幼儿园说起。
我所在的幼儿园算是街道办的一家极平民化的小托幼机构，占据着一个居民院落里的三间西房。南北东屋里都是普通住户，北屋里竟然还住着一个疯子，幼儿园的阿姨多是街道大妈，除了照顾我们吃喝拉撒，其余的时间里就把我们放在院子里自由玩耍，只要不出街门，去哪里都行，和疯子玩也被允许。一个月只缴几块钱，还管着一顿中午饭，既然图的是廉价，家长们对如此的育儿方式也就没有理由心生怨言。
于是孩子们有着太多的机会和疯子在一起。疯子大约有三十多岁，他的疯癫仅限于胡扯八咧，所扯的内容大都是陈年往事。好像他们家解放以前挺阔绰，他会把记忆中、也许是幻想中的富足美好讲给每一个靠近他的人，不厌其烦、语言跳跃、花样翻新……
几十年活过来，我一直觉得自己血脉中流淌着比旁人更多些的自由化，做过许多常人不能理解的事。数次进出大学校门，所学专业跨及多个领域，辞去医生的工作去充当外国资本家的买办，企图长期驻扎在帝国主义国家——是想投靠，不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那种……如此种种思维奔逸现象是不是“精神异常”？排除掉先天因素，分析后天生命里最可能的“密接”，就来自幼儿园时代的疯子街坊。
就是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儿的幼儿园，却与大名鼎鼎的景山学校只隔着一条胡同，直线距离不超过五十米。
景山学校招生，是要考试的。不知道是啥因由，或许是照顾近邻的面子？反正是给了我们这个街道小店几个名额，应试的考生里就有我。
还记得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初夏的午后，我去景山学校考试，为了以示庄重，还特别穿了一条西式背带短裤，是我家压箱子底儿的存货，裤龄至少有40岁了，据说问世于我爸爸的童年。那是我们家兄弟三人的一条“共用礼裤”，只有在遇到重大外事活动的时候才有机会穿一下。
考试什么内容完全没有印象了，我们幼儿园送去了几个孩子不记得了，反正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了。那一刻，一个我和家里人从来没有敢编织过的美梦似乎有了开始……
人生中有太多的偶然，如果我家境富裕，或许能去好些的幼儿园；假若我家穷得连几块钱的托幼费也付不起，那我就连街道小店都进不去。无论怎样，我也都进不了景山学校。可我就是进去了，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
景山学校真不愧是培养苗子的好地方，它为学生创造了优质的学习环境，也给了我极好的启蒙教育，学外语、阅读课外书、教习书法、画画写生……
就拿阅读来说吧，从一年级起，每个星期六的上午第四节课是阅读课，老师会搬来一大摞书，有连环画、画报，学生们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不限制换书的次数。我的阅读速度很快，一堂课上，读上两三本是没问题的，算算看，一堂课3本，一个月是12本，整整三年，我读了至少有300本书！已经读完了几百本书的我，刚满十岁。在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还增加了精读课，选的教材是孙犁的《白洋淀》，老师会选择其中的一些章节讲解，书可是一个学期都放在学生手里，于是我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接触长篇读物，读过之后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厚的书，而且通篇讲的是彼此衔接的故事，还这么好看！再看一遍，更觉得吸引人有意思，这本书我读了至少有三四遍。学期末还书的时候，别人的书都新新的，只有我的，破角磨边，已经有五分残旧了。
讲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那时候学校里有乒乓球台，拍子和球都是班费买的，某天据说是丢了一盒球，满世界找不到，最后竟然在我的课桌里，定案我是偷球贼也是证据满满。我大哭不止，丢人！被冤枉！被欺负……放学回到家，人还没坐定，班主任赵老师追上门来了。我都吓傻了，如若她告诉我的父母我是贼，不被打出尿来才怪！
赵老师说的却是另外一番话：“我来你家只是想告诉你，老师们不相信球是你偷的。”我再一次放声大哭，心里已经是温暖的了。赵老师回学校，我把她送到街口，一路上，她的手始终在我的肩头轻抚，给我安慰，给我依靠。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学校，却被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惊呆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赵XX！”原来，头天晚上，教师们开会，赵老师在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时候，把无喊成了资，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地被羁押。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革的令人恐惧，昨天赵老师给我的温暖还在，可现在……那一阵子，我好害怕去学校，学生们不念书了，老师们不教书了，学生们去斗争校长，老师高喊口号，还喊错了。
好多年后，小学同学有一次聚会，赵老师也在。一位同学突然语惊四座，“高峰，还记得你课桌里的那盒乒乓球吗？是我放进去的，本来只想开个玩笑，不想闹大了，我也不再敢认账。这么多年这件事一直堵在我心里，今天当着这么多同学说出来了，心里素净了。”说这话时，他一脸的歉意和真诚。赵老师温声和气地说；“说球是被哪位同学偷的，老师们从始至终也没相信过。”
文革如火如荼，我在家长期休息。对于那个阶段的不读书，我并没有特别的沮丧，因为所有人都不读书了，一个国家人人都不读书了。
再复课的时候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没上几天课，就又毕业了，我们是五年级毕业。文革让景山学校摒弃了无数先进的教学理念，可还是遵守了“学制要缩短”的承诺。
几十年后，我在公司里做事，写字楼恰恰就紧邻景山学校。看着灰墙绿瓦的校舍，宽敞漂亮的操场，还有那种“橡胶颗粒物”铺设的跑道，我就会不禁想到自己，也曾在这里度过了少年光阴。
那时候京城里的好学校还不多，能进去的也绝非凡人。我就曾在一家高档学府的门前，目睹过一桩乌龙。某天下午，正值学校放学，前来接孩子的车拥挤不堪，把个街道堵得严严实实。几个交警正在维持秩序，不为驱赶违章停车，只为保证最重要的车子可以停靠。何谓最重要？看车牌照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时节帝都里的车牌照是有社会地位属性的，有身份的车才有可能在校门外有一席之地，那些大款们的卡迪拉克、高级奔驰、保时捷绝对不好意思靠前。可偏偏就有那么一个不明世事的小警察，估计是他头天上岗，把一辆违章停车扣下了。司机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小勤务员，他满脸不屑地把车钥匙丢给小警察，“怎么扣的，怎么给送回去。”随即扬长而去。事情的结果是——车怎么扣的，就怎么给送了回去。
我心中禁不住感慨：可幸我还是赶上了文革前的规矩年代，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跨进景山学校的门槛。
上中学，真是简单极了，就近入学，不需要任何手续，直接到学校报到就是了。我上的是168中，原来的帅府园中学，狭小破旧，只有长短两排平房、一个篮球场（永远不会发生球员踩线犯规，因为球场边界就是院墙），校园享有“一条半胡同”的美誉。
因为是就近入学，所以学生不论学习成绩好坏，不管家庭出身，大家平等地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以学校为中心，以五百米为半径画一个圆，有外贸部、市政府、报社、总参的家属楼，也不乏脏乱破旧的平民大杂院。于是我有了这样的同窗，或出身显赫，或世代书香，或家境贫苦。
虽然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可我们相处得极好。从那些读书人家，我借阅到了大量的书籍；从高干子女口中得知，原来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就曾经漂洋过海，陪同父母做过“驻外使节”，见识过广阔的世界；与那些平房院的同学玩得同样嗨，养猫、玩鸽子、斗鸡、打克朗棋……
初中的头两年，大家是在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中混过来的，除了念念课本上的东西，就是玩！那时候没有家庭作业一说，更不知课外辅导班为何物，读书好坏都是一样的结果，那就是都得上山下乡。考试纯粹就是个过场，考得好不值得扬眉吐气，考得糟也绝不会臊眉耷眼。
我除了和大家伙儿一起混学堂，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调皮捣蛋！上课接老师下茬儿是我的强项，农基课老师讲“制作沼气需要新鲜的人粪尿”，我一定要搞明白新鲜到什么程度，“必须是冒烟儿的那种吗？”卫生课老师提问“四害是什么？”我抢答“虱子、咯子、虮子、跳子。”她教授中医如何搭脉并且在一个女生手腕上示范，我惊诧“老师您以前当过兽医吗？”
然而，如此顽劣的我并没有被老师踢出教室，反而得到了某种关注。记得数学老师王自仪曾举着我的作业本，在教室里走一圈展示给同学们，“瞧瞧高峰，这阿拉伯数字写得多漂亮！”外语老师李宝玲在示范课上把我喊起来念课文，课后她告诉我：“这个班上，你的发音最好。”在这些恩师们的温暖目光和由衷认可里，我看到了——自己没那么劣质。
在初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了一个高中班，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高中生，据说他们是可以直接念大学的。学生的花名册是按考试成绩好坏排序的，学习好成了人人渴望的一种光荣。
于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梦想开始在我心中浮现——如果我好好念书，上了高中，或许能够上大学？
于是，我开始好好念书，拼命念书，而且结果很是不错，我成了班上的优等生。所谓优等仅指学习成绩，不包括思想觉悟啥的啊！
分，分，又一次成为了学生的命根儿！年级主任（那时叫指导员）宣布：“以后考试成绩要成为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标志着你们的学习水平，不够水平的，就会留级！”我们这些初三年级的学生，前前后后也念了八九年书，脑子里被灌输的都是“考验”“成分”“阶级”，如今抽冷子听说“考试”“成绩”“留级”，很是不明所以。加之主任又说了“因为不够水平，所以要留级”，有点儿像是哲学语言，一时还有些闹不明白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可我们听懂了一个意思，就是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升班，就得在家里多吃一年闲饭。
于是考试成绩开始被重视，即使是再差的学生，也不敢随随便便交白卷。记得一次语文考试，造句——攀谈，我旁边座位的一位哥儿们无论如何也掰扯不明白，在一阵抓耳挠腮之后，他决定去找监考老师不耻下问：“攀是爬，谈是说，爬着说这不成走兽了吗？”老师觉得任何时候学生掌握了知识都是第一位重要的，于是耐心地解释给他：“攀是主动，谈是交流感情和思想。”无奈这位老弟死不开窍，怎么听也不得所以，于是得寸进尺地要求老师来个例句。老师只好在他耳畔低语：“下乡劳动，学生们在田间和贫农老大爷攀谈起来。”傻哥儿们乐了，“得！就是它了！老师，劳烦您慢着点儿再说一遍。”好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那个场景来还是会忍俊不禁，如果搁到现在，那个词汇解释起来一准儿没那么费劲，“攀谈”不就是“套磁”嘛！
并不是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获得现场辅导的机会，于是有了考试作弊这门专业。考试时打小抄算是小儿科，根本拿不到台面，我们玩儿的都是大手笔。比如考试的头一天从教研室偷考卷，后来被校方警觉了，于是考卷在考试的前一分钟，都被锁在年级主任的柜子里。聪明的学子们立刻做出紧急应对，他们经过缜密分析，摸清了考卷出笼的各个环节，出题——刻蜡板——印试卷——分送给年级主任。最后敏锐地嗅到——机会出在刻印室！因为刻蜡板印试卷的是学校的文员，她们一天会做无数次重复的工作，用过的蜡板在她们眼里就是丢进废纸篓里的垃圾！
于是“渴望求知”的学生们演绎出各式手段——获得蜡板。组织人力找字纸篓翻垃圾箱，最刺激的是在夜间撬窗户进入印刷室，把卷子的蜡板偷出来。做这些事，坏小子们是有严格分工的，像我这样智慧型的人才不用亲自出马行动，候着就行。我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答案，然后会有交通员在小哥们儿中分发，不是铁磁级别的，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那样的胡来到底是不能长久，“盗窃集团”被侦破，涉案人员押赴操场，被年级主任一顿狠尅：“别以为你们这是讨巧，能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糊涂！”
可我们这群不识好歹的孩子，听不懂其中的爱护，心中全是敌视的耿耿于怀。恰巧，一摊鸟粪从天而降，落在训话主任的肩头，我脱口而出“鸟屎！”盗窃犯们及时地托举着我的话，整齐地呼应出——鸟屎！于是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背后都管那位年级主任叫“鸟屎”。
今天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一个混球啊！
考试就是要优胜劣汰，于是考卷也生出了不同。
数学考试就秀出了第一个别样，通篇考题之外，还有一道附加题，当然这是极其难解的一道题，打分标准是，答对整篇卷子一百分，只答对那道附加题，也是一百分。我拿到卷子后细细审读附加题，感觉那确实是需要费很大力气才可以拿下的一道难题，心绪忐忑，迟迟下不了攻关克难的决心，最后还是没出息地选择了普通试题。正在挥笔作答，一只手按在了我的试卷上，抬头望，数学老师王自仪！“为什么不选附加题？三班的XXX就选了，别人能行，你就能行！”她的目光中有期望、有信任、也有严厉。我不再说什么 把卷子翻到了最后一页。结果还可以，我做出来了，得了一百分！
许多年来，每每当我打算在艰难面前选择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王老师的话——“别人能行，你就能行！”那个一辈子刻印在我心头的眼神，让我悟透了一个高贵的词汇——严师慈母。
物理考试卷子拿回家，24小时交卷，最难的一题是弯道赛车，集运动、力学、碰撞加速度为一体，我们几个“导师级别”的学生聚在一起，一天下来都不得其解，等着抄答案的小伙伴们更是无力可使。最后我们跑去请教哈军工毕业的街坊叔叔，他琢磨了一个钟头，还是缴械投降！那次考试，全年级没有一个人得满分。事后，我们问出题的老师“为什么出那么难的题？”他慢悠悠地回答：“让你们知道，学无止境。”
初三毕业考试，我的成绩不错，政治优，数理化语文外语，除了语文99分外，其余的全部是满分，五门功课，我考了499分！高中，稳拿了！
在200多名毕业生中，能上高中的只有30人左右，我信心满满地等着那纸入学通知书。
可如果事事都如意，那还叫人生吗？
高中录取名单公布，没有我！问管毕业分配的老师为什么，回答是：上山下乡才是知识青年的必由之路！
还有天理吗？我想骂街！那时候我只有16岁，就这样从中学毕了业，无奈地走出了校门，老老实实又心有不甘地进了待分配班，准备去走那条通往广阔天地的必由之路。
上学，原来不是你想不想上、能不能上这么讲理，还有着一个无可抗力的关卡——让不让你上。
可是，我有一位倔强的母亲，她绝不认头“自己优秀的儿子被拒绝在高中校门之外”，她拿着我的考试成绩单，找到了区教育局、市教育局，“请求给好学生一个读书的机会”，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上山下乡是红色趋势，谁能说汇入革命洪流不是更神圣荣光的呢？最要命的是，那些上级单位还把“上访事件”回馈到了学校。
这下我可倒了霉！
那个管毕业生的老师在待分配班的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判质问我：“高峰，听说你妈还找到了教育局，责问为什么你的成绩好不能上高中？请问，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了，学习成绩好就一定要上高中？”
这话她要是今天说，我敢说，得有一万个人上去扇她的嘴巴子，可当年，她说得就那么理直气壮，底气十足！而且还代表着政府、代表着党！当时的我，羞愧难当，几乎把脑袋扎在裤裆里，像是犯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滔天大罪。
然而，也许是上天都看不过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在自己已经认命的时候竟能峰回路转。
那年月，有好些去五七干校的干部返京，高中班上给他们的子女预留了一些名额，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名额富余了，于是，要从待下乡的学生里补上来几个。苍天有眼，我的机会又来了！
学校领导让原来初三的老师们推荐几位可以考虑升学的学生，在几位老师拟定的名单中，据说第一个就是我。这些老师让我一辈子感恩铭记，他们是：语文老师徐恩耀，数学老师李亚娜、王自仪，化学老师富延强，外语老师李宝玲，物理老师曲士颖，政治老师王淑琴。
我被录取上高中的过程也颇有一点儿戏剧性。还是那位批判过我的管毕业生的老师，来到我家，站在院子里高声宣布：“高峰，你明天去上高中吧！”没有一纸一字，只有她的一声高喊，我就成了高中生。不过，我还是挺感激她的，毕竟她代表党、代表政府又给了我读书的机会。
我坐进高中教室时，其他同学已经开学两个月了。高中两个班，一共七十名左右学生，是从两所中学四五百学生里挑出来的，难似科举。
高中一年级，是我拼命读书的一年，也不负功夫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学生。那时候学校里经常组织各种比赛，学校会把比赛获奖人名公布出来，用大红纸张贴在大门口的墙上。我还记得，在成语知识、速算竞赛中，我都进了前三名，看着自己的名字写在红纸上，心中满足极了。
最让我自得的是班级间的数学竞赛，每个班选派4名代表，按一至四顺序排座，考卷上有四道题，第一位的同学只能做第一道题，第二位的同学可以做前两道题，以此类推，就是说，第四位的同学最重要，因为他是赛队的最后一道战线，他有可能凭一己之力，拼得全队的比赛胜利。而我，就曾是有幸排在第四位的那个人！
可惜的是，念到高二的时候，我们上一届的高中班毕业下乡了，这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也将是一样，所有人的学习劲头儿从此稀松了下来。
这时候，年级里有了为上山下乡做准备的各种学生组织，像“侯隽小分队”“邢燕子小组”，这些幼稚的小青年在城市的教室里举手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学校也顺应时令，安排了许多专业课，像农机、果树、赤脚医生……
印象最深的是赤脚医生课，授课老师竟然是我们学校的烧锅炉大爷，听他的课，简直乐趣无穷。教授针灸，他可以把整条经络的几十个穴位一口气背下来，咬字清晰声调起伏节奏紧密，就像相声里的贯口，每当此时，都会引来我们的满堂喝彩。学生嬉笑开心、发自肺腑，老师一丝不苟、声声动情，学生的喝彩越激昂，老师的贯口速度越快。后来我听说，他家几代都是开医馆的，他本人也曾是执业医生，不知何故，流落到我们学校里来烧锅炉。后来，我也做了医生，知道一个医生的成长道路有多么的艰难不易，每每回想起那位老师的贯口，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高中毕业，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到底还是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康庄大道。
想想自己的十年寒窗（小学五年，中学三年，高中两年），竟然有半截是空的（小学两年，中学两年，高中一年）。这青春年少的十年，正是一个孩子汲取知识的黄金时期，可就在这最重要的学习阶段，我有五年的光阴是在“读书无用”的教育中度过的。在应该读书的时候而没有读书，被耽误和毁坏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代人，一个国家。
将近50年过去了，我一生最知己的朋友还是那些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后来我们都成年了，做各样的职业，但一直保持每年都会见面，每次见面都会一起说，一起闹，一起哭，一起笑……把年少时的青春萌动放大一千倍，比如编撰出某位男生与某位女生之间的恋爱故事，教唆男生在几十年后再见女神时，如何追忆青春错失美好假装痛不欲生地哭死过去；比如戏言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能够入选下届班子；比如夸张地把毕生存款乘以一万倍说出来过嘴瘾吹牛皮……无论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否相同，生活态度是否一致，生存空间是否错位，大家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因为孩童时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没有阶级界定的。
高考恢复，我和同时代几百万青年一起，迎来了读书的春天。我拼尽全力去迎接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大考！在此要提到的是我的几位高中老师，数学老师李亚娜，物理老师曲士颖，化学老师富延强。为了给应试高考成功增加砝码，我从犄角旮旯找来一堆稀奇古怪的难解题，去请教他们，每次都是有问必有答。过于偏解的问题，老师们会留下题目，去翻查资料，事后总会给我答案，无一次落空。放眼如今这个社会，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学习，花大价钱找补习老师，还要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
想想当年我的老师们的无偿奉献，我常常问自己：“人家凭什么？”高考第一年语文考作文，第二年则是基础知识，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一天都没有复习过，就是凭着初中、高中打下来的底子，让我能够从容应对。我的两位语文老师是——徐恩耀老师、王坤仪老师。
我们高中班的同学36人，在经历了离开学校、务农从工、丢弃书本数年后，在七七、七八两届高考中，有28人考进了大学。能有如此骄人的中举率，老师勤耕，学子发奋是无可辩驳的。
十年寒窗半数空无疑是令人叹息的，但幸运的是我遇到那么多良师益友，不仅填补了岁月蹉跎的遗憾，而且始终鞭策我不要偏离梦想的轨道，不能虚度光阴。
感恩青少年时的同学伙伴们，陪我度过了懵懂跌宕、嬉笑玩闹的青葱岁月。
感恩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们，倾力授业、鼓励认可、无私相助，让我不负十年寒窗，终得金榜题名，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高峰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