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折叠：黑夜永远比白昼漫长
▲南昌，这座在各大排行榜单上位居二线开外的发展中城市，像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正用“史上最强”人才落户计划以及老城中心日夜不休的推土机不断宣誓自己的野心。（图/胡楠）
记者 | 敖雨璐 钱嘉鑫 梁民达 石娟
摄影 | 梁民达 林钰
每天有大约55万人进出地铁一号线。在谢家村，这一数字大约是38000。他们有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有的挎着四五个购物袋和朋友大声交谈；还有的夹着公文包或是背着书包，打着呵欠。几个小时后，他们将进入学校、公司、商场、超市或是回到家中……但从地铁涌出的人流里，很少有人察觉，他们匆匆的步伐以外，折叠着另一个正在呼吸的、缓慢的、低廉的，而又一应俱全的世界。
双子塔303米，绿地中央广场42万平方米。与大厦3.53万平方米LED照明幕墙夜晚灯光秀的辉煌相比，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或许更能代表它被遗忘的朴素一面：一位妇女在昏黄的灯光旁将废品捆扎起来，计算着今天的收入；烧烤摊旁，30岁的外卖员把被讹千元的委屈释放在吐出的烟圈里；一个失恋的年轻人一口气喝完了整瓶雪津啤酒，然后吐了出来……
永人村，与它许许多多的同类一样，是被新时代遗忘的、亟待被改造的，这座城市拼图里散落的一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尽管人们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但它们真实存在。在这里，农民工积攒了一笔在老家三倍时间才能获取的财富寄回家乡，给自己的妻儿增添了一份体面；年轻学生获得了初入社会的一席之地并在几年内完成从“边缘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也从“蚁族”变为了“小白领”。
城中村巷口。摄影/梁民达
下了地铁一号线谢家村站2号口出来，左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巷。不到两米宽的入口，带有某种不宣张的静谧。如果不稍加打听，地图软件也很难确定它的准确位置。
它并不打算隐藏，也无意理睬来客。它仿佛一个没有名字的游人，只在这个城市短暂歇脚。又像街角耷拉着耳朵的狗，和从破旧的工装露出来的裤兜，坦荡、直接，告诉你这里一无所有，同时也可以装得下任何东西——幼儿园、棋牌室、洗衣房、澡堂、卫生所、性用品店……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穿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群小孩在街角玩起丢易拉罐的游戏，一对25岁不到的年轻情侣推车步行在昏暗的灯光下，三个为了抄近道的年轻人趁着白天人少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这个地方仿佛将两个不同的时空浓缩在一起，承接了农村的朴实、内敛，又被城市的开放性所包围。
如果将这座城市的地图转换为3D结构，不断放大，你才会在高楼旁看到凹陷的一角。在这个占据南昌市不到0.0017%的地方，有800多位打工者居住在出租屋里。这些出租屋大多在10-20平米左右，租金在500-700元之间。有时，因为房间的狭小，住客不得不将摆满了的四层折叠鞋架放在过道。
不论城中村多挤——每走十步就能看见一栋握手楼，出租屋里除了床基本没有多余的摆设——可以明确知道的是，这里前几年住了一大批大学生。这些被称为“蚁族”的年轻人们，大多在这里渡过一两年贫穷、逼仄而又饱含希望的时光后搬离，只留下一段流动的记忆。32岁的小张刚毕业时曾和3个同学挤在一个月租240元、20平米的单间。在只有一张床而轮流打地铺的青春里，上海北路路边的超市和雪津啤酒是他们最深的回忆。有一年他陆续换了3份工作，那段时间他常常和朋友们一起，拿着在校时编号为0830的饭缸，将整瓶啤酒倒入其中一饮而尽。
城中村是一个黑夜永远比白昼长的地方，这种漫长，不仅仅只有喝醉了的人了解。凌晨5：45，送奶员开着装了鲜奶的摩托，在李福生家的早餐店停下。拐弯时亮起的车灯，划破了凌晨的黑暗。在这里，只要3元，就能吃到一碗咸菜粥、两根油条和一个糖饼。这是一顿足以果腹的早餐，它将撑起劳作者们大半天的艰辛，再转化成汗水。用双手开辟生活的人总带有某种不善言辞，他们懒于抱怨生活的不易，偶有几句交谈也与家庭、工作有关，这使得整个小店和城中村一起，保持着沉默的氛围。在某些时候，店铺中央唯一一盏电灯因为接触不良，每隔4秒就会熄灭一次，黑暗时长2秒，安静得可以听见车轮轧过地面的声音。
6：16，这座城市的第一班地铁通过谢家村站。再过10分钟左右——有时是15分钟——地面上的打工者们在寒风里啐一口痰，拉好上衣拉链，转动摩托车的把手，在红灯转绿的一刹那飞驰而过。
清晨，工人们集合、准备一起出发。摄影/林钰
和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描述的一样，城中村的打工者们组成了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
上饶广丰人在这里聚集，他们用自己的勤劳、肯干、十几年如一日的劳作，凝结成这个城市最底层的毛细血管。对于这一点，他们是骄傲的，虽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多么期盼大笔的财富或是光明的未来——其中的不少人还抱怨自己的工资又被拖欠了——但依然用农民质朴的天性信仰着生活的美德（他们很少光临棋牌室，大部分时间里那是工头们的专属）。
在巷子口交谈的工人。摄影/梁民达
一般放工后的打工者会开着载有工具的摩托回来，在巷子口交谈。你很难判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他们似乎这里的人谁都不认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沉默、步履匆匆。但他们也似乎谁都认识——总能在什么时候招呼着，叫出一个过路的同乡的名字。总之，这些巷角的闲谈者们有一部分是单身汉，有的甚至只和一只狗住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
当然，在几百米外的购物的男男女女们并不会注意到这一切。这里聚集着梦时代、家乐福2个大型商圈，国美，苏宁及四平3个家电卖场，以及靠近地铁的天虹百货和爱购2个商城。只有当一对年轻情侣衣领被某家自助餐厅的菜汁溅到后，他们才会在搜索附近的洗衣店时被地图指向这里。
摄影/梁民达
一街之隔，也分割开商品之间的价格。在马路对面的梦时代汇聚着各类商品品牌。每晚在巷子口跳广场舞的大妈两周也不一定去转上一次，尽管，她们只要一回头，便能望见商场大楼外变换的灯光。
永人村外围全长1300米，最长的一条路只有400多米，这一点在居民里有争议，有的人走得很快——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小伙拎着买来的蔬菜肉类，十分钟内来来回回走了3回。有的人则走得很慢——64岁的“原住民”谢寿根走了40年。他见证了永人村在上世纪70年代从最初的几个村庄合并为一个。他的女儿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在湖南湘雅医院工作，他则和中专毕业的儿子居住在永人村里。没事的时候，他爱在永人村各处转悠，听街角的人们闲聊。
卖猪肉的摊贩常常抱怨买肉的人又少了。30年前，街道上有四五十个肉铺。而现在，仅有的四五家摊铺也少有人问津——一天只能卖出四分之一，其余猪肉都被送往几个饭馆里。他们有的愁眉苦脸，一脸不耐烦。夜间的无聊之际，有人甚至常透过二楼房间的窗口，看着年轻的学生在街道上走来走去。
摄影/林钰
或许，菜肉铺的价值只有拾荒者懂。他们珍视菜场收摊过后地表上被遗漏的物品——有时是几个大号塑料袋，有时是一个折叠起来的纸盒，还有时是垃圾桶里被丢弃的小泡沫箱。来自永丰的张秀霞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只身一人来到南昌打工，今天她捡了6袋垃圾，大概可以卖上十几元钱。在这里，每天产生的垃圾，除了依靠拾荒者们低头耐心搜寻以外，还需要5个清洁工各打扫4个多小时才能完成。
外来者给原住民带来了生意和活力，原住民也给予外来者关心。大家在一个封闭但充满呼吸感的空间里找到彼此的位置，谈不上舒适，但也足以见人情。在永人村，62岁的龚顺生经营着一家开水房，每天下午2点到9点，在这个水蒸气氲氤的小店，收工的人们20多年来只要花三毛钱就可以打上一瓶开水，洗去一身的疲惫。一位租客的小孩要结婚了，向租住了10余年的出租屋的房东发出了喜宴的邀请。曾经一位新来的社区民警，凡60岁以上的老人过世，他都要去家里送一个花圈、磕三个响头。
摄影/梁民达
城中村的气质和住在它里面的人一样混搭。你可以看到穿着洁白羽绒服、长筒靴，画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郎从公共厕所中走出。如果足够凑巧，你也会看到一个烫着黄色爆炸头的年轻人，走进巷子里。
城中村少不了争吵。在几年前的新闻报道里，它们还是一个会因为居民将电动车停放在商铺前而引起争端的地方。夜晚的吵闹声，也曾让38岁的洪兴汉从东头搬到了西头。搬家后，他改做了某直播工会的代理，他的团队所制作的视频，通过“抖音”、“快手”，被成千上万的人所看见。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充实感，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健身房里挥汗如雨，与人交谈，以此排遣孤独。
城中村也少不了离奇。在某张墙上，你会看到一张有些破旧的警情通报。上面写着不久前这里抓捕了一个偷东西的妇女，让大家注意看管好自己的财物。曾经在省城某家报社当记者的杨乐记得，自1997年搬入永人村的4年里，一个想在这里戒毒的年轻女郎因敌不过突如其来的毒瘾，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年前，租住在这里的一名18岁的高三学生试图抢劫一位年轻女性的手机，附近巡逻的安保人员追击了400多米才将其抓获。
摄影/梁民达
近两年，永人村明显变得秩序井然。一个挂了7个招租纸牌的电线杆宣示着房东急切出手房源的欲望。只要你一凑近，就会有人热情地招呼你：“租房不？”房东会引你走向一栋低矮而又破旧的楼房，信心十足地告诉你，这栋楼“女生住很安全”“我们晚上不关楼下大门，也从来没有被人偷过什么东西”。这栋狭小的居民楼的二层，由一平米的独立厕所和3间房组成，其中一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打开房门起夜时需小心转身，才不至于与楼道转角的栏杆相撞。
永人村马路对面的大楼有31层，这里治安良好，需刷卡才能乘坐大楼电梯，不到夜间八点，一层的保安就开始打瞌睡。站在楼顶的天台往下看，星星点点的灯光从城中村的狭小的窗户里漏出。
永人村的夜晚是孤单的，而永人村并不孤单——它在这座城市的画布上还有许许多多“兄弟姐妹”：永溪村、星光村、大彭村……它和它们一起，共同拼接成这个城市的另外一副模样。
夜幕下的城中村。摄影/梁民达
沿着水泥路，外卖员江滨开着30迈的摩托，拐进了永人村隔壁的长春村，在这条“非”字形大街的主干道上，排列着6家杂货店、80家饭馆和6家烧烤店。这条街上，同一时段，还有18位同事和他一起每天接受培训，穿着工服工帽，9点上班，凌晨2点下班，以长春村为圆心，负责配送50公里以内的订单。等待食物打包好的空档，他们脱去头盔手套交谈，点燃一根“利群”。对于他们而言，烟是疏散愤懑或是打发无聊的良药。
江滨今年四十岁了，一个月前，他的KTV因经营不善拆迁，他也转行做了外卖员。借助着香烟，他吐露一天的不顺，他在路上撞了个老太，赔了1000元钱，事后才反应过来也许是被讹了，而那笔钱要送200份订单才能重新赚回。祸不单行，晚上他送一单外卖时又和路人起了冲突，挨了顿揍，对方最后赔了他几百块钱私了。“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吃亏吧。”他指了指被扯烂的衣服口袋和嘴唇上的裂痕，苦笑。这样的倒霉事不止一次，上个厕所餐被偷了、回来重做车胎爆了，同一天他还收到女朋友的短信——“我们分手吧”。
回到城中村，江滨把自己的委屈释放在烟圈里，他终于用不着躲藏，也无需掩饰。就在江滨们掐灭烟头、抖落烟灰的那个安静的瞬间，对面居民楼3层里老年合唱团的歌声飘了出来。这是一种快乐的存在。
摄影/梁民达
21：00左右，永人村唯一一家修锁铺也悄悄收摊。在那之后，除了街边小吃店里零碎的谈话声以外，只有对面小型KTV彻夜欢唱的歌声，能够通过层层的空气和隔音不好的门板，和老旧空调的吱呀声混合在一起，飘进常年住在小旅馆的人的耳朵里。
永人村十纵十一横交错互通的巷口，成为足够混杂的单元结构，包裹着这座城市的囊肿，随着黑夜的不停轮转慢慢下沉又浮起。
很少有人真正明白城中村意味着什么。在报纸里，它们是“陪读村”、“江西球迷第一村”；在学术研究里，它们是“低收入人群聚集区”；在政府规划里，它们是一块待改造的片区，但这都不足以概述城中村的全部意义。
清晨，打工者在杂货店买好一副5元钱的手套或是一包廉价的槟榔，和同行者一起，并入来往的车流里，汇往近至火车站，远至九龙湖、莲塘等各处的工地。或许，你会在某一天发现，地铁二号线路修成了。师大南路的临时建筑工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崭新的高楼。这也许是这块被城市忽略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们，存在的最好证明。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前往工地。摄影/林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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