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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 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二)

吴建民 走近外交 2024-03-01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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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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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一)


正文

4

11月28日晚,我们出席由新加坡的国企淡马锡总裁郑维强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宴。

郑维强先生是新加坡从香港请来的一位能人,他做企业做得很好。他出任淡马锡总裁不拿一分钱,这次他请代表团吃饭,酒是他自己带来的。

有人拿起酒瓶看了看,是中国人很熟悉的1978年的拉菲(Lafitte)。我在法国工作过,知道每年的酒质量不一样,关键是看当年的天气。1978年对于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年头,这个酒一定很值钱,估计一瓶大约10000元人民币。郑先生带来了25瓶酒。

淡马锡1974年成立,员工仅为490人,每年回报率为16%。1974年淡马锡的资本仅为3.54亿新元;2013年上升到2230亿新元。淡马锡的高管不是公务员,也不会去政府当官,但40年没有一个高管出问题。

5

11月29日上午,代表团出席新加坡工商总会举行的圆桌会议,会议开始前,我见到了新加坡前任副总理黄根成。我对他说:“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与新加坡的外交官打过不少交道,发现新加坡的高级外交官都很优秀,不知新加坡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黄根成说:

新加坡选拔人才的机制是独立的,不受外来的干扰,选拔的标准是德与才。如果人看错了,可以很快得到纠正。

我听后感到选拔人才太重要了,成事在人,败事在人。新加坡独立不到50年却如此成功,用好人可能是关键。

新加坡总统官邸

新加坡天际线


鱼尾狮像

新加坡植物园

这次圆桌会议主要是请新加坡方面介绍情况,中方提问。在交流过程中,明显感到新加坡政府廉洁、亲商、高效。

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企业高管现身说法,他不久前来到新加坡,感受到新加坡政府为企业服务是到位的。这位高管全家都迁到了新加坡,孩子上学是一个大问题。有一次政府派人登门拜访,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就提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在新加坡政府的帮助下,孩子上学很快得到顺利解决。

新加坡实行低税制,税率与香港差不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网上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去政府那里办手续。

新加坡融资成本低,大约仅为2%,没有外汇管理制度。企业只有在新加坡赚了钱才缴税,不在新加坡赚的钱无需交税。新加坡没有红利税,也没有遗产税,只有进口酒、烟和汽车要付很高的税。

新加坡限制私家车的发展,买一辆车比在亚洲其他地方贵多了,但公交很发达。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偶尔出现堵车的情况,但比北京好多了。

在繁忙的时候,私家车进入闹市区要付款。每一辆私家车上都装了传感器,如果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入市中心,传感器“嘀”的一声响,就说明你的钱已经付出去了。

圆桌会议用汉语进行交流,沟通很顺畅,也很坦率。有一位代表团成员问:“中国政府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新加坡企业家钟声坚回答说:“中国政府点菜不买单,新加坡政府点菜必买单。”

午餐时,我与腾飞集团董事会主席郑国枰坐在一起。郑国枰说,新加坡正在创建一个反映亚洲声音的论坛,龙永图为该论坛的董事之一。目前世界上的各种论坛均为西方主导,现在到了由亚洲人主办论坛的时候了。

我听后感到新加坡国家不大,但想问题时站得很高,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小国小心眼。”新加坡可不是这样的。

6

下午,我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座谈。这次座谈会由我来主持。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

郑永年是浙江余姚人,来新加坡已多年,但他仍然拿的是中国护照。他从新加坡看中国,有其独到的见解,越来越引起国内的注意。据说他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李光耀的主意。该研究所也是李光耀创建的,重点是研究中国。请中国人来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你不能不佩服李光耀先生的胆识。

郑永年在与大家的座谈中讲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想法。

譬如,他说新加坡最成功的是政治模式和制度建设,实行的是开放的一党制。李光耀先生创建的人民行动党吸收了新加坡的几乎所有精英。人民行动党的每个议员,要负责发展两名党员。在新加坡不是你想要入党就入党的,而是你有成绩,人们来请你入党的。

郑永年还说,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是很有道理的。对犯颠覆性错误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有人重提“阶级斗争”,这大概不行,会把中国搞乱的。中国需要重视保护财富,你不保护它,它就会流失。中国还需要更加重视人才,人才不用起来也会流失。

中国社会要稳定,关键是发展中产阶级。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今天中产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25%,“无产阶级”居多数,“左”派的嗓门很大。无恒产者无恒心,“无产阶级”多了,社会就会动荡。

中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意见多种多样,百家争鸣。古话说“旁观者清”,郑永年先生的一些看法可以促使我们思考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找出妥善的应对措施。

7

11月30日,我们代表团结束了对新加坡的访问,乘新航班机飞悉尼。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选择去澳大利亚,是因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近邻,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澳关系正在蓬勃发展。

悉尼歌剧院

十二使徒岩


波浪岩

昆士兰热带雨林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761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400万,1972年同中国建交。中澳贸易迅速增长,1980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2.87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1368亿美元。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猛烈冲击西方世界。然而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好,因为中澳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拉动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2014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布里斯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并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与夫人在机场受到澳大利亚联邦总督科斯格罗夫及夫人的迎接。

特别是2014年11月14日至19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并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中澳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企业家们想“趁热打铁”,去澳大利亚看看,寻找双方新的合作机遇。

抵悉尼后,我们下榻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酒店是马来西亚华人商界领袖郭鹤年先生建立的。他于1971年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现已遍及亚太地区、北美、中东和欧洲,共有85家。

每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就是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我去上海开会,下榻浦东的香格里拉酒店,发现服务质量很好,员工也很有自豪感,他们自称是“酒店的黄埔军校”。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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