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龙窑门口，郭名生眉目紧锁。今年的新一轮制陶生产，比郭名生预期的时间晚了三个月。陶窑厂临时才联系到一个本地新卖家。从2009年郭名生全面接手陶窑厂之后，厂子一直在走下坡路。记者丨朱萍萍 石娟 姜子夜 黄梦楠
撰文丨朱萍萍
摄影丨石娟
编辑丨Nobita
清晨七点，雨后的陶窑厂还笼罩在朦胧的云雾里。五名陶工拍了拍身上的雨渍，脱下皮鞋，径直走向不到一平米大小的工位。潮湿的天气不利于坯体晾干，老师傅低头查看前一晚捏制好的半成品。150公斤的水缸，规格不同的烟囱和擂钵，它们在等待上釉晾晒后，被一起装入龙窑烧制。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厂长郭名生有些着急了。他站在86米长的龙窑前来回踱步，轻轻拾起身后破裂的砖块。龙窑上一次维修后已连续烧制了六年，窑顶的砖块正不断坍塌下来。厂里年纪最大的那名陶工今年没来了，龙窑没了会维修的人。郭名生打算明天再去问问村里的徐师傅。46岁的郭名生，是宁都长胜陶窑手工制陶非遗项目的负责人。从小就在陶土堆里长大的他，已经和长胜陶器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说起长胜陶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早在500年前，明朝浙江绍兴的一个叫张罗明的人把制陶技术带到了这里。“窑下的罂罐，有货尽（管）摆”，从福建长汀一带，贩运笋干、茶业用来交换陶器的商贩，几乎占满了整个长胜圩。长胜制窑的历史到底有多长？郭名生无法进一步考证，但他十分清楚这个窑厂之于他家族的意义。郭名生祖辈世代以制陶为生，一家五代在陶窑厂里生产过近百种，缸、坛、罐等陶制客家生活用品。长胜陶器厂于1958年在窑下村正式建成。1980年8月，面积11万平方米的富洲岗成为新的发展基地。上世纪90年代，拥有四条龙窑的长胜陶器厂成为江西制陶业中规模最大的乡镇企业，直接解决一百五十多人就业，带动相关行业就业近千人。郭名生的爷爷就是当时厂里手艺最好的制陶师傅之一。父亲勤劳、吃苦，继承技艺后也是一把好手，颇有名气。不到五岁，郭名生就时常跟随父亲身后。父亲和陶工们忙于制陶生产，郭名生在一旁悄悄观望，随手捧起脚边的泥土，捏制自己喜爱的玩具。1990年，受父亲的影响，高中毕业的郭名生毅然走进了陶窑厂的大门。“我们窑下人，天生为窑而来”。长胜陶窑手工制陶遵循着传统而繁琐的工序，练泥、制坯、拉坯、修型、制釉等十几道。而盘泥条则是制坯生产里最为关键的一步，想要把作品盘好，这项技艺必不可少。
平日，父亲制作陶坯时，郭名生就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左手递一把木槌，右手用毛巾帮父亲擦去汗水。有时候，郭名生笃定自己是学会了，亲自上场却乱了手脚。为了保证作品的可塑性，他需用双手一直把握好泥的干湿度和造型的轮廓，站一整天下来，郭名生全身已经湿透。父亲对郭名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只要郭名生制作出来的陶坯，与规定的尺寸有几厘米的差错，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当面把坯摔掉。一次又一次的“砸碎”，造就了郭名生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制陶生活不分昼夜，学满三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徒。学徒的第二年，老厂长看中郭名生脑子灵活，安排他先后做了仓库保管员，会计。据他统计，厂子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年能生产150窑，产值达到100多万，160多种陶器供不应求，远销广东、福建甚至出口日本。“想要买到最好的陶器，还要在陶窑厂有认识的人才行”。厂里下发工资的那天早上，郭名生的父母还去县城添置了一台金星牌电视机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长胜陶窑厂龙窑外观，此条龙窑长86米，现在国内已少有这样长度的龙窑。破旧的长胜陶窑厂仿佛快被外界遗忘了。到达长胜镇，往南再走两公里，抬头便能望见两排1980年修建的毛坯厂房，大门斑驳，屋外杂草丛生，地上堆满了去年未被销售出去的陶器和碎裂的陶片。受塑料与不锈钢等材质日用品的冲击，在2004年，陶窑厂辉煌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那一年，长胜陶窑厂宣布企业转制，工人大部分下岗回家。厂里剩下价值100多万的库存无法销出，四条龙窑拆除三条后永久地沉睡在窑下村地下。尽管只剩下一条龙窑，郭名生仍然想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制陶已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离不开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胜镇窑下村周围的陶土储量丰富，且色彩斑斓。据解放前村民做房挖地基时发现的古窑场遗址，长胜制窑的历史经专家考证甚至还追溯到唐代末年。郭名生一家还是下岗了。为了养家糊口，郭名生揣着70元和叔叔一起去了广东石湾，合资开了一家化妆品公司。凭借窑厂经验，郭名生依然管理着公司财务。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竟然成为当地最大的工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广东的夏天闷热，郭名生半夜躺在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时常会回忆起学徒时期和父亲在厂里制陶的场景。让他回去的声音，总在郭名生吃饭、洗澡时一次次响起。洞悉着时代生活的变迁，见证了故土陶业的兴衰。2008年，郭名生决心从广东石湾退股辞工，在返乡的火车上，他激动地吃了两桶泡面。站在龙窑门口，郭名生眉目紧锁。今年的新一轮制陶生产，比郭名生预期的时间晚了三个月。陶窑厂临时才联系到一个本地新卖家。从2009年郭名生全面接手陶窑厂之后，厂子一直在走下坡路。由于人们对缸、坛、罐传统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少，以前固定的经销商已经很少再主动联系，郭名生都快忘了那些熟悉的电话号码。陶器烧制出窑后，郭名生要一个个地电话回访。会收购哪些产品、收购多少，一切都是未知数。▲废弃在杂草堆中的陶窑厂产品，缸上的花纹需要耗费工人一天时间才能制成。坚持手工制陶，劳动强度大，工资又低，没有学徒进来，老的陶工也一个个离开。出窑时节，七天就要出一窑货。制陶工人需要戴两层手套，再垫上一层车外胎，窑门一开，大家走进温度极高的窑口里搬运，木屐鞋套被烤得脱胶发臭，最多十分钟，就要跑出来。前两年，郭名生学习其他工厂的做法，举办了一场陶艺比赛。他希望通过技艺传承，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厂里也来过一些学徒，但因为基础设施落后，陶艺人的生活枯燥乏味，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郭名生想起了辉煌时期的陶窑厂。上世纪90年代他进厂时的条件是：一个得是家属，一个还得初中以上学历。现实终究抵不过时代的风雨。在产品需求减少和机械化生产的双重冲击下，手工制陶面临被替代的局面。刚接手时厂里的30多名陶工，现在只剩寥寥数名。郭名生心疼大家，参照低保政策，以此弥补陶工收入。“就算衰败是必然趋势，我们也要努力守住，不让长胜窑火熄灭”。郭名生与厂里为数不多的几名陶工，一起坚守着这项摇摇欲坠的非遗技艺。郭名生最近购买了六吨松枝，再加上去年制作剩余的陶土，生产一条龙窑的材料足够了。松枝的成本很高，郭名生还是想坚持使用最好的材料。与燃烧煤炭不同，柴烧的龙窑达到一千二百摄氏度后，松脂附着在窑炉上，能使坯体产生自然窑变，产品颜色千姿百态。郭名生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东西，批量化的作品与理想相去甚远。连选择使用哪一类陶土，都需要经过郭名生和陶工们无数次的练泥实验。含沙量、粘度、釉色等，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陶器追求琢中之美，不容得作假，“一眼就能看出坯底的好坏”。庆幸的是，56岁从事出租车行业八年的徐师傅也重回厂里制陶。郭名生的堂弟郭小青，学徒三年，有着扎实的制陶基础，也从喧哗热闹的广东回到了窑下村。得益于互联网，更加年轻的郭小青整日畅游在陶艺的海洋里。只要比对网上的照片，郭小青很快就能捏制出像样的作品来。一套干枝插桶，一个顾客认为捏制得十分生动，开价到了5000元。郭名生还发现，市场近来涌起了一股“返璞归真”的热潮。一位姓刘的广东居民，去年辗转联系到了郭名生。之前他家里有一口十几年的水缸，搬家不小心摔破，他决心要再找到一口相同材质的。前几年，妻子想把郭名生从厂里拿来的陶罐换成塑料瓶，郭名生不肯。用陶罐储放的菜油，经过时间发酵散发的醇香，郭名生把这个味道称之为“乡愁”。去年，郭名生申请了“长胜陶窑”和“长胜古窑”两个商标。郭名生决定结合郭小青的方法，将长胜陶窑的传统民用品往工艺民用品的方向上提升。“就做大家喜欢的东西，但是长胜陶艺的根本绝不能丢”。▲摆在郭小青工作间的陶件，都是他在闲暇时的创作。不同于长胜陶窑厂的传统制作，他捏制的大部分都是小件陶器。这几年，兄弟俩去过中国最大的陶瓷厂参观，也拜见了许多德高望重的陶艺大师。每当看到陶器，郭名生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对于来厂里交流的每个人，郭名生也始终饱有极大的热情。2017年，赣州市文化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派人来到长胜陶窑厂询问是否有意申遗时，郭名生立马拍桌响应。为了接纳更多的大学教授和陶艺工，郭名生打算今年把工厂的一部分腾出来修缮一下。之前景德镇大学的刘晓钰老师过来参观时，工厂难以提供吃住，便带着一些泥土匆匆离开了。等过了最忙的制陶期，工厂就开始动工。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郭名生觉得自己的宝剑才初现锋芒。红砖绿瓦堆砌的两间厂房里，头顶的风扇已经斑驳，无数光阴在此流过。离开又归来，他们的非遗传承，是手艺，更是守艺。郭名生记得很清楚，最难忘的一次，从厂房下班后，暗无星月的天空下着小雨。他和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传来窑炉滋滋的火焰声。父亲退休后，这条路，郭名生还要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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