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 特稿 | 填补生命：“南昌人”Amelie海外回乡寻亲记
记者丨梁民达 徐雨婷
编辑丨Nobita
在这趟蒙特利尔去北京的CA880航班上，绝大多数乘客都是东方面孔，他们用中文彼此交流，脸上带着旅程结束的轻松。有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稍显特殊，面对身边旅客的中文问候，她一脸茫然。
Amelie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她要到中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994年8月，5个月大的Amelie被养父母收养带去了加拿大。大概四岁的时候，她在街上碰到一对带着孩子的华人夫妇，看到和自己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Amelie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父母是不一样的。
养父母并不打算隐瞒，他们告诉Amelie，因为不能生育，他们在中国收养了她和她的妹妹。
2018年，Amelie和妹妹相继大学毕业。Amelie离开中国24年后首次踏上故土，一家人去了北京、西安、桂林，和姐妹俩分别被收养的地方——江西南昌和同处江西的贵溪。
去年来中国时，Amelie尚没有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回到加拿大，她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些跟她有相似经历的网友。看到有些人回到中国尝试寻找亲生父母，Amelie也萌发了回乡寻亲的念头。
为了此次回中国寻亲，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存钱。十月是旅游淡季，Amelie选择最便宜的航班，出发了。
全文3817个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几乎没有线索”
10月20日晚上9点35分，入秋后的南昌寒风渐起。从渥太华到蒙特利尔，再到北京转机，辗转20个小时后，Amelie终于抵达了南昌。
在昌北机场到达大厅，朱翻译一眼就看出人群中的Amelie。“一个人拖着小行李箱，头上戴着耳机，昂首阔步，一看就是外国人”。
朱翻译是Amelie通过其他被跨国收养者介绍认识上的。朱翻译现供职于美国凯西基金会，日常主要工作是为来中国收养的国外家庭提供翻译服务。不过在这几年，朱翻译还帮助过30多位被跨国收养者回中国寻亲。
他们大都和Amelie一样，是1993年司法部、民政部颁布《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后，最早一批被收养到国外的中国孩子，现已长大成人尝试回国寻亲。
确定Amelie的行程后，朱翻译向她要了手头上所有有关当年收养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来自在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另一部分是养父母收养她时保存下来的。看过Amelie发来的资料后，朱翻译告诉她：“几乎没有线索。”
按照朱翻译的经验，弃婴身上一般会有一张写有亲生父母信息的纸条。“有那个才有寻找的方向。”
Amelie没有纸条。唯一可以称为线索的，是一张“南昌市社会福利院收养儿童登记卡”。登记卡上的信息显示，Amelie在1994年6月20日从子固路街办被送到南昌市社会福利院，福利院给她取名“冯子艺”。
▲记录冯子艺信息的南昌市社会福利院收养儿童登记卡
大巴车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朱翻译告诉Amelie，“对接下来的旅程要保持平常心。”
和上次来中国一样，Amelie不用倒时差。第二天早上9：30，Amelie正式踏上了寻亲之旅。她选择的出行方式是公交和步行，既为节约出行成本，也为弥补上次的遗憾。
上一次来南昌，Amelie一家人坐着保姆车往返于景点和酒店之间，车窗把他们与这座城市的生活气息隔离开来。这一次，Amelie打算亲身感受她的“homeland（家乡）”。昨晚路过摩天轮时她还跟朱翻译说，如果有时间希望能去体验一下。
“南昌的地铁比渥太华的要好很多。”走进南昌地铁2号线，Amelie感叹说。
走出地铁口，迎面遇见子固路的路牌。朱翻译指着路牌上的三个汉字告诉Amelie，这就是写在福利院登记卡上的“子固路”。Amelie举起手机拍下一张照片。
▲ Amelie用手机拍下的子固路路牌
Amelie打算先去见见子固路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雷友珍。今年7月，Ameli曾在网络上委托一位名为“Xixi”的中国志愿者在南昌帮她寻亲。Xixi寻访得知，原子固路街办已经并入滕王阁街道子固路社区，更名为子固路社区居委会。Xixi的寻访，曾得到雷副主任的热心帮助。
手机导航领着朱翻译和Amelie在老城区的街巷里穿行。Amelie像孩子一样四处张望着，不时停下脚步拍照，并让朱翻译就道路两边的建筑为她一一介绍。
朱翻译是安徽人，之前来南昌都只是过路，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即使有手机导航，两人还是兜兜转转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子固路社区居委会。
▲ 两人兜兜转转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子固路社区居委会
在会议室，Amelie和朱翻译等到了外出办事回来的雷友珍。一看到Amelie，雷友珍马上想起了三个月前志愿者给她看过的照片。
雷友珍告诉他们，现在居委会里基本都是年轻人，原来在子固路街道办上班的人大都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经去世。7月份，她联系到了原子固路街道办事处的涂主任，1994年她正在原子固路街道办工作。
老人家就住在附近。一通电话后，大概十分钟，涂主任被请到了会议室。
因为年事已高，对当年的事情大多记忆模糊，但涂主任可以肯定的是，在九十年代初，这样的弃婴非常多。那段时间她曾为送到福利院的弃婴开具了多张证明，不过这些弃婴并非都是在子固路社区被发现的。
1994年，她还曾亲自送过一个弃婴到福利院，捡到弃婴的是社区里开麻将馆的徐家人。她还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和现在差不多的时候。”但根据福利院登记卡上的信息，Amelie是在6月20日被送到福利院的。
Amelie和朱翻译商量后决定再去徐家问问。
雷主任带着Amelie和朱翻译走进一条窄巷。正是中午饭点时分，居民楼里弥漫着呛鼻的油烟，雷主任敲开徐家的门时，老人家正在吃饭。听说是来问当年捡到弃婴的事，她招呼大家在门口的麻将桌边坐下。
▲ 徐家老人（右二）和雷主任（右一）一起摆好麻将桌，朱翻译在为Amelie介绍“麻将”
1994年的某天早上，徐家麻将桌上发现了一个篮筐，筐里放着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婴。“一般不会丢男孩，所以记得好清楚。”
“秋天”，“男婴”，剪断了Amelie寻亲的唯一线索。临别前，徐家老人看着Amelie说：“你看她眉毛比眼睛长，肯定姊妹多。”朱翻译把这句话解释给了Amelie，她浅浅一笑，没有说话。
寻亲前，朱翻译曾告诉Amelie，按照他的经验，Amelie应该有一个姐姐或者弟弟，“因为她并没有残疾，很可能是父母因为负担不起计划生育的惩罚把她遗弃了。”
“一个弃婴不可能有两个来处”
晚上九点，渥太华时间上午九点，Amelie的养父母发来一张图片。
线索中断后，Amelie让加拿大的养父母再找找当年的文件。终于，他们又找到一张由南昌市公证处出具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冯子艺于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被南昌市社会福利院从南昌县收入。”
▲ 由南昌市公证处当年出具的出生证明
出生证明上的出生日期和福利院登记卡上的出生日期都是1994年3月23日，但弃婴的来处和收入福利院的时间却不一样。
朱翻译告诉Amelie：“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一个弃婴不可能有两个来处。”
这让Amelie想起了另一件奇怪的事。去年在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她和妹妹查看了各自的档案，在Amelie的档案里，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九平。
听到这个名字，Amelie的养父母当时激动了起来，因为九平是他们本要收养的孩子，但他们来到中国后被告知，“九平因为健康原因被暂停收养”，代替九平的是冯子艺。
在那份档案里还有一张字迹模糊的小纸条，由于不懂中文，Amelie觉得这张纸条并不重要，所以没有把纸条的照片发给朱翻译。线索中断后，她觉得有必要让朱翻译看看。
▲ 南昌县民政局当年开具的介绍信
“介绍徐玉莲等一名同志送去你处一名遗弃婴儿”，这是南昌县民政局开具的介绍信，上面的落款时间是1994年5月5日，和出生证明上的冯子艺被送到福利院的日期一致。
“一份信息指向子固路，两份信息指向南昌县。去南昌县找到徐玉莲可能才是正确的寻找方向”，朱翻译跟Amelie商量后决定，“明天去南昌县。”
打开南昌县地图，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字眼——“熊”。在南昌县，有不少村子的名字中带有“熊”字，而这很可能是Amelie亲生父亲或母亲的姓氏。
Amelie之前曾通过DNA鉴定公司“23andMe”提交了自己的DNA信息，经系统对比，Amelie与一位在台北出生的老人是二代表亲，“也就是说Amelie与这位老太太的爷爷辈是亲兄弟”。而这位老太太的父亲恰好姓熊，出生于南昌。
10月22日一早，他们乘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到了南昌县民政局。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听说过徐玉莲，知道她是莲塘镇人，而且她过去送过很多孩子去福利院。
在莲塘镇政府，工作人员翻查了退休干部名册，没能找到叫徐玉莲的人。他们推测，徐玉莲可能不是编制人员。朱翻译和Amelie又找到莲塘镇派出所，希望能查到徐玉莲的户籍信息。不过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们，“个人不能随意查询他人信息”。
找不到徐玉莲，线索又一次断了。
“small chance”
Amelie很清楚，要在五天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只有“small chance（很小的机会）”，她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媒体报道和DNA数据库。
在南昌县公安局，Amelie采血录入了DNA信息，并留下了自己一位中国朋友的联系方式。如果数据库中有人的DNA信息与她的匹配，公安部门会通过这名朋友通知Amelie。
▲ 朱翻译帮Amelie记录下的采血过程
即使是“small chance”，Amelie也没有停止行动。隔天上午，Amelie和朱翻译带着200多份传单又一次来到了南昌县。
两天前，他们在子固路附近的农贸市场也发过传单，不过那次是在下午，菜市场里人不多。这次是上午九点，南昌县澄湖东路农贸市场里人山人海，Amelie不停感叹：“街上的人太多了！”
因为不懂中文，Amelie只能跟在朱翻译的身后。朱翻译挤进人群，递上传单，“你好，我们找人，麻烦您看一下。”
▲Amelie跟着朱翻译在子固路附近的农贸市场发传单。
有人接过传单匆忙走远，也有人热心建议去联系媒体，更多的人是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不懂中文的南昌人”。
在一家鱼摊前，老板娘看过传单后说：“会找到的，会找到的……”这是三天来，他们得到的唯一鼓励。
晚上回宾馆的路上，朱翻译接到南昌电视台记者联系采访的电话。明天的行程暂时没有安排，Amelie答应上午在宾馆与电视台记者见面。
电视台记者需要拍摄“Amelie在滕王阁登高远眺”的画面，因为之前来南昌已经去过滕王阁，本不打算再去的Amelie还是配合记者登上了滕王阁。
结束拍摄后，Amelie告诉朱翻译，“和去年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站在楼上，凉风吹过的时候，是她这次来南昌感到最轻松的时刻。
▲朱翻译帮Amelie在滕王阁上拍的照片
“重逢不是寻亲的唯一的目的”
这天傍晚，Amelie进了一家没有招牌的炒粉店，灶台紧挨着食客的餐桌，墙壁和地面满是油污。在四处奔波的三天里，她每一餐都是选择这样的“street food（街头小吃）”。
朱翻译点了两份肉丝炒粉，一份辣，一份不辣，辣的那碗是Amelie的。Amelie这个“南昌人”明显比安徽的朱翻译更适应本地口味。“她比我能吃辣”，朱翻译说：“这可能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味道。”
能让Amelie感到不习惯的，是无处不在的人和川流不息的车。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面对快速穿行的电动车，“她像一只流浪猫”，司机停下车挥手她才敢走。
行程的最后一天， Amelie想买些 “南昌味道”作为礼物送给加拿大的朋友们。经人推荐，朱翻译带Amelie去了一家卤味店。
“这是鸡的脚，这是鸭的肠子、这是牛的胃……”听了朱翻译的介绍， Amelie皱起眉，摇摇头，从冷藏柜前走开了，“我的朋友可能无法接受这些食物。”最后，Amelie只是在超市买了些糖果。
在寻亲开始前，朱翻译就知道此行肯定会有各种遗憾。在他帮助过的30多个被跨国收养者中，成功找到的只有5位。而且寻亲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亲生父母得愿意站出来相认。所以他会提醒寻亲者，“重逢不是寻亲的唯一的目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填补出国前那段生命的空白。”
Amelie现在渥太华的市政部门工作。10月26日上午，Amelie就要离开南昌了。前一晚，朱翻译问Amelie，此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是没能坐上‘南昌之星’。”Amelie说。
在发完传单后的当晚，Amelie就坐上了开往赣江市民公园的公交车。等待Amelie的是显示屏打出的一行字幕：“因检修，南昌之星摩天轮于10月7日-10月25日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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