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民房里的学校，听不见的孩子
采写|刘宇涵
编辑|B.K
全文共有5389个字，阅读大概需要9分钟。
这是一篇来稿。讲的是南昌市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的故事。
关于“三联”，见诸媒体的报道很多，还不乏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无声的25年》这样的名篇。创办人何兴武老先生二十余年苦苦支撑的事迹被很多人所熟知。但我们还是决定采用并刊发这篇来稿。
写作这篇文章的刘宇涵同学现就读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年级。2018年5月，她随学校社团到三联参加爱心行活动，第一次踏足三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特殊的群体。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想为这所学校做点什么。
她历时近两年前后多次访问三联，仅就对何彪校长的采访录音稿便整理了6万余字。她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所学校之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看到了老校长何兴武的“人性的光辉”，何彪校长的孝道、爱心与矛盾，更看到了26年来从这里经过的每一个人的彼此慰藉、守望相助——这是一个家园。
她说三联的故事太精彩，足以写成一本书，不知该从何讲起，又生怕自己讲得不够好。
既然这么有心，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以下是正文。
夏天的午后，林澄澄和同学刚吃过午饭上楼午休。大狗opi一溜小跑跟着进了女寝，在屋里转了一圈，算是跟大家打过招呼，乖乖地在专属它的垫子上趴下，眯起了眼睛。林澄澄抓起一只布制玩偶塞到opi怀里，调皮地拍了拍它的脑袋，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小床上。
女孩们都已进入梦乡，床边老旧的风扇摇头晃脑，吱呀转动。“呜——”，一声刺耳的汽笛蓦然响起，“咣当咣当……”火车车轮摩擦着铁轨，撞击声由远及近。opi支棱着耳朵，抬头张望了一番，伸了个懒腰，把布偶蹬出老远。
噪音持续了近一分钟才彻底停歇，屋里的六个女孩纹丝未动，睡得正酣。对于聋人来说，窗外十条铁轨上的火车规律性呼啸而过根本不是问题，是否有个地方能让大家继续待着，这才叫困扰。
“办不下去就关门”
这已经是三联特殊教育学校第六次搬家了。
由于经常有爱心团队造访，一楼的大门平日里不关，只有一扇半人高的铁栅栏。拨开铁门内侧的插销进去，大狗opi摇着尾巴迎接着来客。三联的新校址坐落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城乡结合部的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从外表看，这栋灰色的3层小楼与旁边其他的民房并无二致，若不是挂在门边的那块“南昌市三联特殊教育学校”不锈钢牌匾和一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没人会想到它是一所学校。
牌匾是三联上次搬迁落脚后校长何彪请人定做的。十一年前，学校第五次搬迁到了南昌市青云谱区定山路，与另一所学校合租用一个校园。虽然楼房破旧，但租金便宜，楼下还有个小操场。几经颠簸的三联似乎终于有了个稍微像样的“家”，平安度过了办校史上最稳定的9年时光。2018年6月，出租方因为政策变动不能再对外出租，三联再次陷入无处可去的困境。
▲孩子们在老校址的操场上打乒乓球。刘宇涵 摄于2018年6月。
学校搬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994年学校在南昌市郊的一座农房开办之日起，何彪的父亲何兴武就陪着这所学校一直处于颠簸流离中。收费低廉，没有国家的拨款和补贴，学校举步维艰，每当房东要涨房租，三联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搬迁。
这一次让何彪犯难了。搬迁的日子紧，办学场地一直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个场地，对方要价70万一年。“70万，我的天哪，抓我去卖掉也凑不到这么多钱。”搬迁之事一拖再拖，出租方来催了，要求马上搬离。火烧眉毛之际，何彪坐在办公室里，反而显得很平静：“实在办不下去就只能关门嘛，关掉对我来说，我反倒是轻松，我可以脱离开了。”
何彪似乎忘记了不久前他才说过的话，酷暑8月，房东交代的最后期限，他带着全校老小，浩浩荡荡地开始了第六次集体搬迁。从定山路的旧校址到新校址，大约3公里。没有请搬家公司，十几名师生外加租来的一辆大货车，用时一个多星期，来回奔波了8趟，完成了这场迁徙。几名已经工作的毕业生，哪怕被扣工资也旷工赶了回来帮忙。
“新家”非常简陋，一楼甚至还只是个水泥裸露的毛胚房。在以10万每年的价格租下后，何彪和妹妹何丽娜又筹资对房子进行了一番装修，添置教学用具。一楼采光不好，总是黑乎乎的，但这是学校最宽敞的地方。摆上几套桌椅和几张兵乓球桌，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饭，还可以打打乒乓球、做做广播体操，像个学校的样子。
“原来他还能读书”
“只有先撑着，你说不办就不办了，孩子怎么办？” 何彪在二楼清扫着办公室的地板，从老校址随迁过来的猫儿蜷在窗台上晒着太阳，两个孩子在一楼打乒乓球，“乒乒乓乓”的声音在这所安静的学校里格外清脆。
何彪一直记得家在鹰潭市余江县小山村的余安。那个聋哑男孩18岁才被送来读一年级。4岁开始帮家里放牛，早饭后带点红薯干粮牵着牛出门，傍晚再牵着牛回来。没人跟他交流，最好的伙伴就是家里那三头牛。
余安16岁的时候跟妈妈去市里采购年货，在拥挤的人潮中走散了，他不懂手语，不会写字，只记得村边有条铁路，就想顺着铁路走回家。他走了很久很久，一直走到了浙江金华。最终，衣衫褴褛的他被一个好心的皮鞋匠收留，两年后，余安的妈妈费尽周折，才找回了自己的儿子。
余妈妈找回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揣上一笔钱，要把儿子送进学校去。余安年龄太大，学校都不收他。余妈妈找到了三联。“我要让我崽读书识字。”余妈妈对校长何彪说。何彪责备她：“为什么不早点送出来？”余妈妈很伤心：“老师，我以前也不知道哇，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还可以上学。”
在三联，像余安这样的“大龄学童”并不少见，学校前年年底收了一个一年级的女学生，27岁。不会说话，不识字，在外吃尽了苦头。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孩子被送来的时候，家长经常会说那句话：“我不知道啊，原来这样的孩子也能读书。”
▲大龄女生和一名12岁的男生在低年段班中一起上课，她是2018年年底到三联学习的。康愉晨 摄于2019年12月。
父亲何兴武3岁时就因药物致聋，在无声世界生活了一辈子，深知教育对聋哑人的重要性。学校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低收费。前年搬迁后，在巨大的房租压力下，学校把学生每个学期的费用提了200元，平均每个学生一学期的费用是1800元，包含吃饭、住宿和学习费用。对于一些特困的学生学校照例采取减免措施。学校有20多个孩子，学费用来付房租都还差一大截。
三联刚创办的时候全称是“三联聋哑儿童学校”，早些年是清一色的聋哑孩子，办校办了十多年，慢慢有家长把智力障碍的孩子往这送。何彪本是不愿接收这样的孩子的，“照顾起来太费心，我这又不是托管机构。”但架不住家长们的苦苦相求，何彪只好同意。收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后来，6个智力障碍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培智班”，“聋哑儿童学校”也就变成了“特殊教育学校”。
针对智力障碍孩子，学校尚未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教育模式，在经历了数次失败的文化教育后，学校把重心转移到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上。经过几年的训练，有些孩子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大个子欧阳奇是2015年来到三联培智班的，他已学会了主动给7岁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月宝喂饭，“长不大”的小月宝调皮不好好吃，他急得“嗷嗷”直叫。最让何彪感动的是，每当他要开车离开学校，欧阳奇必定趴在二楼的窗口目送他出门。何彪向他鸣了两声喇叭，挥挥手，欧阳奇也朝何彪挥了挥手，口中含混不清地“啊啊”几声。
“那是在说：‘何老师，再见。’”何彪脸上漾起一丝笑容。“你说这些孩子没成长吗？我觉得有啊。”
▲智力障碍班的学生们在活动室。梁嘉雨 摄于2019年12月。
“我永远不会接这个班”
何彪是学校里最有威望的人物，孩子们叫他“何老大”，“何老大”一瞪眼，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再捣蛋。大家怕他又敬他，几个毕业留校的大孩子凡事都找他商量，培智班的孩子们总爱围着他转，尤其是小月宝，何彪都不敢主动招他，不然一天都在他脚下绊来绊去。
何彪并不是这所学校的全职校长，他有自己的工作，“也得养家糊口啊。”按他的话说，他也不是心甘情愿接过校长一职的。
何彪的父母都是聋哑人。父亲何兴武在1994年和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周氏兄弟共同创办了这所学校。“三联”正是取自“三人联合”之意。建校不到5年，周氏兄弟先后因绝症和意外事故去世。周氏兄弟临终前，将三联“托孤”给父亲，从此，父亲就独自挑起了这个重担。办学经费不够，父亲把退休工资全贴进去，到后来干脆和母亲一起搬到三联，以校为家，和学生们同吃同住。
父亲有辆人力三轮车。过去为了省菜金，父亲蹬着车到20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买菜——其实多数是捡些人家不要的菜叶，每两周去一次，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有一年开春的采购，何兴武连人带车翻在了路边，菜洒了一地。他自己坐在办公室擦红花油、红药水。
▲何兴武在给学生上语文课，向学生解释不理解的字词。梁嘉雨 摄于2019年12月。
▲何兴武的老伴在厨房为学生们准备热水。梁嘉雨 摄于2019年12月。
不止一次，何彪对父亲这样办学极力反对，“学校太穷了，别的民办学校都是为了赚钱，他一直在贴钱。”直到2005年，何彪第一次跨进三联学校的大门，眼前的场景让他感到十分震撼。
孩子盖的棉被薄薄一层，棉絮几乎掉光，“扔到马路上都不会有人看一眼”。孩子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已经完全掉色。孩子们吃饭，清水煮面，几根葱花飘着，半点油星都没有。“一个学校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呢？”
他与父亲何兴武进行了一次长谈，劝他不要再办学了。他认为父亲在做一件好事，但是没做好，生活条件太差了，“愧对这些孩子”。经过一番争执，何彪妥协了，他开始替父亲接任校长一职。在何彪心里，他接过这所学校纯粹是为了“成全父亲”。
2017年10月的一天，何彪正在开车，手机铃声响个不停，他瞥了一眼，是欧阳奇打来的视频电话，心中突然浮现一丝不祥的预感。他迅速把车停在路边接通电话，屏幕上映出欧阳奇焦急的脸，他把镜头晃向一边，何兴武昏倒在讲台上，不省人事。何彪按下狂跳的心脏拨打了120，何兴武被呼啸而至的救护车送到南大一附院抢救，住了9天才出院。何彪这次彻底被父亲吓怕了，从此坚决不让他再执教鞭。
父亲从没想过要放弃三联，即使在2018年6月底，三联找不到新校址，几乎走投无路，何彪找他商量学校的后路，老人依然执拗地说：“还没到那一步。”
父亲把这个学校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办校26年，400多名贫困山区的聋哑孩子从学校里走出来，走向职高，步入社会，甚至走进大学。“前任校长们，我对得起你们了！”这一直是父亲的心债，也是何彪的一个心结。
有一次家长和他聊天，无意中说了一句：“你父亲为这个学校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你以后接班……”没等她说完，何彪就打断了她：“你放心，我不会接班的。”
“他的心血我帮他完成，到他满意为止。”
“我永远不会接这个班。”
▲周末，何彪来到三联帮忙，小月宝跑去开门迎接。卢姗 摄于2019年12月。
“我们没有毕业”
何彪不时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可能你们明年就看不到这个学校啦。”现实的困境是压在所有人胸口的一块巨石。何兴武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神采奕奕的何兴武了，现在的他垂垂老矣，步履蹒跚，记性也大不如前。
三联目前的老师共有6名，除了何彪一人是健听人员，其他都是聋人。所有人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
政教主任余老师今年74岁了，他总是穿着一件红色的工服，身子有些佝偻，但精神永远饱满，对谁都笑眯眯的。在三联任教了十多年，每天要搭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给孩子们上课，风雨无阻。余老师最骄傲的事情有三：第一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自己会跳十多支舞；第三在自己的教导下，学生能刻出精美的剪纸。
▲余老师在指导学生剪纸。刘宇涵 摄于2018年6月。
小邬老师是三联最早的一批学生，读书很刻苦，毕业后去读了中专，又回到三联继续当老师，别的不要，只要求学校管她一口饭吃。在三联当了近10年的老师，小邬今年也32岁了。何彪曾劝她不要在学校里浪费青春，早点成家立业，她却把右手竖在胸前，摆了个“念佛”的姿势。
许欣欣今年22岁了，按三联的学制来看，她已毕业6年。16岁刚毕业时，她以“未成年人没办法找工作”为由留在了学校，平日里帮老师们打打下手，做做饭，照顾低年级孩子的饮食起居。日子久了，许欣欣越发不愿意离开学校。在她眼里，学校“热闹又好玩”，每天师生们聚在一楼的几张木桌前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边吃着一边用手语比划着聊天，那是许欣欣认为最开心的时刻。
在每一个三联人看来，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而家庭是无法毕业的。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大多对学校有着浓浓的依恋之情。有些学生即便已经出去工作了，依然跟校长要求要住在学校。“我该工作就去工作，但是工作完了我还要回学校。”办校26年来，校长们听多了这样的请求。
▲三联餐厅的一角。“平等、共享、参与”为三联的办学宗旨。卢姗 摄于2019年12月 。
许欣欣就不想离开学校，但又“不敢舍不得离开”，毕竟已经大了，可得知聋人在外工作不仅工资低，还时常被人看不起，又让她对工作心生抗拒。所以每当有人问起她什么时候去工作，她总是用“不知道”、“以后再说”搪塞过去。
学生毕业后一般只能从事工作条件或者待遇特别差的工作，这么多年与聋人群体打交道，何彪深知许欣欣他们在社会上的艰难处境：“很多用人单位他站的角度是高傲的，好像是在可怜你。”
三联的学制是九年，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具备基本的读写、计算和表达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这一点上，余安让何彪很满意。
余安2015年从学校毕业后去了南昌一家电缆厂，薪资待遇足够维持他的日常生活。“回老家、坐火车、旅游，我天天看他在朋友圈发这发那，还找了女朋友，这不挺好的吗？步入正常生活了嘛。”何彪跟旁人聊起他，显得很高兴。
▲毕业生许欣欣和夏文刚在厨房帮忙。刘宇涵 摄于2018年6月。
2019年6月7日，端午节，何家三兄妹携家带口到三联陪父母和留校的孩子们过节，几条宠物狗都跟来了，三联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许欣欣正忙着炒菜，作为三联少有的南昌本地籍的学生，她昨天回家看了看父母，待了半天就又溜回学校了。何彪问她为什么不在家里过节，她瘪了瘪嘴，像是怕挨训似的，一溜烟钻进厨房去了。
饭菜一件件上桌，粽子、红烧肉、小鸡腿……何彪说想给留校的孩子过个好节。他在一旁逗月宝玩，将他举过头顶，又像飞机一样向下俯冲，月宝乐得手舞足蹈，何彪也哈哈大笑。
旁人趁这个间隙问他：“你嘴上说的好，真的能放下这个学校？”何彪一如既往地坚决：“放的下，只要不再乱接新生，把这儿的孩子带出来，我就能放下了。”态度果断得就像去年6月他说学校“开不下去就关门”一样。可新学期开学，三联不仅搬了新家，还多了几张新面孔。
饭菜摆了几大桌，何兴武坐在桌前给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剥茶叶蛋；一个聋哑男孩在跟opi赛跑，他举起巴掌拍了两声，飞快地奔向大厅的另一头，opi追逐着他的脚步，发出欢快的吠叫；其他的孩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不时用手语比划着什么。
一个来接孩子回家过节的家长看到这一幕，不禁感慨道：“孩子们都把这里当家啦！”何彪笑笑：“那也不一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想我们的。”
他一把抱起旁边的小月宝：“月宝就不会，是不是？你以后会不会想我呀？”
小月宝捧住何彪的脸，左右开弓，“叭唧叭唧”，重重地亲了他两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