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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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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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我出席这次会议，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确实面临很多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各国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有了联合国这个平台，各国的代表可以坐在一起进行探讨，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如果没有联合国，各国代表就不可能坐在一起、经常就世界面临的问题进行磋商。尽管我们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经过磋商，总能就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样世界才能够不断地前进。

联合国不是清谈俱乐部，联合国对于促进人类解决面临的难题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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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贤，2007年-201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

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是我的老朋友，1996年我在日内瓦时就认识他。当时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组织特命全权代表、大使，施明贤为当时德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二把手。

当时我与德国代表团打交道的主要对象是德国大使，与施明贤交往不多。但是后来施明贤到中国来担任大使，我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施明贤对中国的了解比一般西方外交官要深得多，为促进德中两国关系做了很多事情。

2014年下半年，施明贤大使给我发来邮件，告诉我海牙研究院与美国的史汀生中心（一个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联合成立了全球安全、公正、治理委员会。

奥尔布赖特，1997年1月-2001年1月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

委员会成员不多，由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尼日利亚前外长甘巴里担任主席，施明贤是委员会成员。

成员还有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巴西前外长及前国防部部长阿莫林、印度尼西亚前人居和地区发展部部长艾尔娜、印度前外秘萨朗、日本前外务大臣川口顺子等人。

2015年上半年，委员会要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等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希望我能参加这次会议。

施明贤大使显然是好意，他大概觉得讨论国际重大问题，没有中国人参加不合适，所以想到了我。我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同意我出席，还派了政策司的官员张倩陪我去。

张倩是外交学院2006年的毕业生，她的毕业证书是我在毕业典礼上发给她的，还一起照了相。她很高兴这次能够和我一起去纽约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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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1日中午，我们乘国航CA981飞纽约。飞机是走北线，经过俄罗斯和阿拉斯加飞纽约。这条航线比44年前我第一次去纽约的航线要短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971年11月15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会上发言。

1971年11月9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当时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年轻成员去纽约，首先得从北京坐飞机飞上海，然后在上海乘法航飞机飞巴黎，中间要停四站——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最后到巴黎。在巴黎还要住一夜，第二天再从巴黎飞纽约，前后要两天多时间。今天我可以直飞纽约，当天到达，真是今非昔比。

纽约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2个小时，我们飞行了12个小时后，于当地时间13∶40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在外交生涯中，我在美国常驻了10年，都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我不知道进出过多少次，但是总也忘不了1971年11月11日乘法航飞机飞到肯尼迪机场上空时的情景。我记得当时离开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偌大的机场只停有两架苏制的伊尔-18客机。而当我们乘坐的法航班机飞抵肯尼迪机场上空时，看到好多架飞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飞机。

44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对于历史来说是短暂的，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真大啊！

我们从肯尼迪机场出来，立即看到有司机举着一个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接我。我们坐上他的汽车，直奔曼哈顿，入住联合国总部对面的联合国千禧年酒店。这个酒店的位置很好，很多来联合国开会的外国代表都住这里，省了很多交通费。

酒店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当时很先进，基本上是钢和玻璃结构。现在去看，大堂很好，但房间里设备相当陈旧。我想大概因为这个酒店位置太好了，不愁没有人住，所以设备更新不及时。

3

我们在酒店稍事安顿后，就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会见刘结一大使。刘结一大使我认识得比较晚，但他的夫人章启月及其父亲章曙、母亲薛润吾我早就认识了。

我是1971年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章曙、薛润吾1972年去的，当时我和薛润吾一个办公室，后来章曙到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国际职员，章启月就到了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她才十几岁，还是个小姑娘。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最早在曼哈顿岛的西区、百老汇大街与66街交汇的一座大楼里办公。这个大楼本来是汽车旅馆，有很大的地下车库，后来被中国政府买下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总部。我在纽约的10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20世纪末，纽约的地产商看上了我们代表团那块地方，就用地处联合国附近的一座大楼与我们置换。这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刘结一大使，2013年8月-2017年5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刘结一大使在会议室里会见了我们，他只穿一件衬衫，看上去很精神。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锻炼一个小时。我说这真是一个好习惯。

刘结一大使和代表团政治处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联合国内关于安理会改革讨论的情况。他们到底是地处第一线，对情况非常熟悉。他们的介绍对我出席会议很有帮助。

4

会见刘结一大使后，我们回到了联合国千禧年酒店，换了衣服。外交场合对于晚餐非常重视，男士必须穿深颜色的西服。晚餐是在一家西班牙餐馆，主人是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美国的奥尔布赖特女士和尼日利亚的甘巴里教授。

西班牙的饮食在美国也颇有名气，当年的西班牙可是一个全球大国，西班牙的饮食曾影响了中美洲、南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晚餐各人点各人的菜，西餐比较简单，一个冷盘、一道热菜、一个甜食。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我见过好几次。1997年我在联合国日内瓦当大使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去日内瓦出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中国外长唐家璇也去了。

当时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议的召集人，所以唐家璇外长会见奥尔布赖特就是在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总部。美国国务卿要来，这个事情比较复杂。美国负责安全的人员事先要到中国代表团会客厅检查一番，看有没有什么隐患。

照理讲，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是中国政府的资产，安全本应当由我们来负责，但是美国人不放心，一定要自己来检查。检查就检查吧，反正我们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那是我第一次会见奥尔布赖特，后来在一些国际会议的场合也见过她。2014年12月，中央党校举行的中美学术论坛，她也来了，我们还一起交谈过。

奥尔布赖特见到我很兴奋，因为她在来纽约之前，刚刚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国际战略中心举办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她在会上做作了主旨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她告诉我，她批评美国政府在处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自己不参加，还不让盟国参加，结果挡也挡不住，盟国还是作为创始成员国参加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她还表示，美国也应当参加，把这个银行变成美中合作的一个新领域。

我肯定她看问题看得比较深，摆脱了旧框框的束缚。世界在变，用老框框、老思想来处理新问题是行不通的。

事后，她还专门让她的秘书把凤凰卫视播送她这篇讲话的视频用微信发给了张倩。今天的通信手段比过去方便多了。

甘巴里，1984年1月-1985年8月，时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

甘巴里教授告诉我，他在担任尼日利亚外长期间与中国方面合作得很好。他在卸任外长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处理缅甸问题的特别代表。他去缅甸都经中国，与中国方面有良好的合作。他还强调说，中国的进步真快，他每一次去中国都发现中国在往前走。

我告诉他，过去30多年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和平的时期，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利用这个和平时期，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所以发展得很快。

晚饭后，我们冒着细雨步行回到千禧年酒店。好在酒店离得近，淋点小雨也无妨。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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