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音：躺在树枝上的疯婆子 | 新力量

身体消瘦又细长的奶奶总会把一些食物存放在衣柜里，用好几层衣服遮盖住它们。新鲜的水果会放在衣柜更深的地方，她从不吃，也不允许我吃，一直留着，直到父亲前来看我们，或者食物的腐臭味从衣柜里飘散出来，她才想起那些未吃的食物，并且分给父亲和我一起食用。她总是会过多地抱怨腐烂的水果，总是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把它们尽早吃掉。等到下一次，她从集市上买来新鲜的水果，就又会放在衣橱里，等待它们的是再一次的腐烂变质。奶奶又在不停地责怪自己，也在不停地责怪我。我从没有尝过一个新鲜水果的滋味。奶奶翻炒的饭菜能盛满更多人的胃腔，从第一天的第一顿饭开始吃，一直吃到第七天的最后一顿饭，就连剩下的汤汁也要放进粥里。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很多年，在不断重复中不断反复交错。

南不庄离我很远，有数百个我的身体那样长。我和奶奶住在距离南不庄三公里外的东园，四周都是荒芜的田地、破落的人家。清朝辫子皇帝还在的时候，南不庄上的财主就规定外来户不许进庄，或许本没有人这样规定过，只是逃难的人成群结队地拥来，他们迫于一种生存压力和连根拔起的欲望，选择封闭整个南不庄。他们包住自己就像包住一个不能动的躯体。任何骨头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紧凑的骨骼就不应该去选择缝隙。逃难的人总是会与灾难一起来，就像蒲公英被风吹得再远，身上也不会开出一朵紫蓝色的大花。冬日的雪反射出一种能看得见的光，一种寒冷的带着刺的眼光，它们躲藏在每个人的指甲缝里。逃难来的人搭火煮烂在地上的野菜，在一片荒芜的杂草丛中将自己的粪便如同尊严般拉出肠胃，并在地上随意找一块干燥的土块或者较大的野草叶子擦拭灰溜溜的屁股。人们固守的观念和一直以来被歌功颂德的信仰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把生存糊上一层粘粘的网。逃难的人深知被施舍的土地已经是最大的恩赐，难以被奢望的最终掩盖成荒芜的麦秸秆。在离南不庄三公里外的荒原升起雪白的烟火。

红色的月亮在黄昏面前升起，星星长在白天也长在夜里。

在我父母还没有结婚之前，奶奶就卖了东园的一栋砖房，又添了一大笔钱，在南不庄为我父母置办婚房。从此，她与她唯一的血脉有了相隔断的联系，也终于为族人选择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毕竟，她的儿子或者说这个家族的儿子已经和他的妻子生生世世居住在南不庄，而不是东园。从此，她的子孙将以“革命者”的身份永远地居住在南不庄。从清朝开始，在一代又一代婆婆的口中都流传着家族的耻辱，而这些耻辱都注定要压在下一个女人的身上。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重大使命，她必须壮大整个家族，在这一代完成“革命”。即使未能成功，她也要告诉这个家族的下一个女人继续完成“革命”，她把自己当作手握着使命的英雄。事实上，我们程姓的整个家族不足十个人，也只有两户人家，而南不庄有三千人之多，家家的炊烟像雾一样升起。如果说起初的几百人死在逃亡的路上，那后来更多的人则死在南不庄人的眼光里。死的人越多，“革命”的决心也就越强烈。在扎根东园之前，我的祖先就已经做好了百年后我们该如何为南不庄更名改姓的准备了。这场地下活动，已经谋划了近百年之久。这事关世世代代的屈辱，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智慧与计谋。为了家族的繁衍她必须生出更多的子子孙孙，不断地创造“革命者”，掀起这场“革命”。

冬天的雪习惯了下落，习惯冻裂她放在雪地里的水果。奶奶总觉得如果水果能腐烂得慢一点，就是一件能够缓解人们饥饿的事情，就好像水果摆在那里多少天，我们就能吃多久一样。冻土地不同于夏季的软土，它们大块大块地粘连在一起，硬邦邦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生命的鸿沟。我与奶奶把它们砸碎，和上雪，等晌午的太阳落地，硬泥在强光的照耀下融化成水泥。再用大斩刀斩碎麦秸秆自根向上的发须，齐刷刷的麦秸秆直愣愣地扎堆在一起。最后，把搅碎的麦秸秆与湿漉漉的泥滚在一起，黏稠的泥状物被奶奶一层一层涂抹在土房的表皮，平躺的软泥像极了奶奶摊平的圆饼，尽管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圆饼了，但我仍然能够确定这样的泥真的像极了圆饼。土房塌陷的洞被强塞上一块肉皮，多余的皮肤长在表面也长在我的肉里。太阳趁着晌午把光线射在雪地，亮晶晶的雪地射出一条不能阻挡的光，我的脸就好像被一张湿漉漉的纸包裹着，不断地在大雪中紧缩自己，我第一次觉得我是被强迫归来的流民。我躺在雪地里，两条胳膊往雪地更深处搜寻，直到我逮到一个硬硬的东西。一条冻死的鱼埋藏在雪地的深处，我知道是蹩脚三爷来了。他每次来都会把鱼肉埋在大雪里，鱼肉埋得很深，谁也看不见，谁也不会知道，只有我躺在雪地里，才能摸到一条已经挨冻的鱼。

蹩脚三爷用铁锹和泥，泥土不断地相互碰撞，发出“吱吱”的声音。我不得不躺在麦秸秆做的席子上，一躺就是一整个冬天。

东园往西走就是沧浪渠，早在南不庄还没出现之前，或者更远，沧浪渠就以一种人类耕种的原始方式存活，邻近沧浪渠的洼地常常出现一米多长的大鱼，渤海泛水，沧浪渠涌上洼地，河水夹杂着大鱼，以一种游动的瀑布姿态，砸死在田里乱窜的野鼠与成熟的庄稼。华北平原处处长满水稻，稻田里饲养着一米多长的大鱼，黑色的皮包裹着花白的肚皮，它们笨重地打翻了水稻金黄金黄的穗。我爷爷死在一个大雪天，那是上世纪最漫长的大雪，在人们入睡的时候大雪就开始降落，等到人们苏醒，大雪就立即停止了，大雪从十一月一直下到来年的三月。每当人们入睡时，天空就下起漫天的大雪，等到人们苏醒时，这场雪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雪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爷爷的身子被缩短成一条鱼的大小，吊高的五官和身躯像极了冬日被挂在雪地里的大鱼，下垂的双臂像一双翅膀，可是鱼怎么会有翅膀呢？蹩脚三爷抽断了五十条鞭子，也没能抽出一点泛着红色的血，等到奶奶赶到水稻田里，扒开爷爷的后背，肋骨的缺口嵌着一条大鱼，口里飞出成千上万条细小的鱼，它们的翅膀也是它们的鱼鳍。乱飞的小鱼覆盖了整个村庄人的眼睛，这一刻，整个村庄都为此失明。

爷爷被葬在另一户农家的大豆田里，圆圆的坟头上面扣着用土泥巴做的大碗，一个碗朝上，一个碗朝下，两个碗底粘连在一起。这样大的碗能盛下一个成年人好几天的伙食。

爷爷正面向天空索要食物。

南不庄，一直都是干巴巴的，在冬天双手容易冻裂成两半，干燥的人们敞开了嘴巴中的寒气，赶来解空气的口渴。东园永远是水蒙蒙的，我常常怀疑我呼进去的不是空气而是水，这里的雪从来没有融化过。在寒气的逼迫下大雪赶不上太阳上山，也躲不过傍晚的日落。黑狗整日在村口伸着长长的舌头，作为看村的狗，它那根舌头被切断，顺着黝黑黝黑的肉皮，拧成一个麻花状。在雾蒙蒙的东园与干巴巴的南不庄之间，失踪的妇女儿童连同缺失的锅碗瓢盆成为每一户人家的“桌上饭”。那些丢失的名字在大槐树下一次又一次被更换，陌生的面孔在高粱地里穿行。人无论走到哪里，脖子上悬挂着的嗓子都能攥在另一个人的手上，但凡是没有人发现的声音都能被踩在田地里。

北方的冬天天亮得晚，往往在摸黑的天，我就从东园步行三公里去南不庄上学，奶奶对我说得最多的是出东园的那条土路，土路上种着一棵大槐树，槐树下面有口井，里面淹死过大牛。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修理过水井和土路了，水井显得十分破败，却又平整得像土路上的一个大洞。杂草掩映着井，我每次上学都会偷偷往大槐树下面看。杂草就是一个女人的长发，它把周围的空气缠绕成一条条散开的发须，软趴趴地跪在土地上。我每次路过槐树都会比昨天多往里走一点，偷偷看看是什么样的井能淹死大牛。

“雯子，掉下去了，巴巴看啥，掉进去上庄都不用走了，飘过去就得了。”

蹩脚三爷总是爱揪我的小辫子，问我年糕奶奶去哪里了，他总爱在东园瞎逛，住在南不庄却天天来东园瞎逛，我从不理他。

无论是南不庄的人还是东园里的人都在背地里叫我奶奶粘年糕，在北方，腊月二十三那天就要蒸年糕，年糕粘牙，就如同奶奶的脚跟和嘴边长出来的狭长话语，一旦被粘上就别想走了。同一件事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脚跟贴着脚跟，嘴巴牵连着嘴巴。奶奶能拽着妇女婆子从南不庄北头一直聊到东园西头，那些南不庄人所不知道的东园旧事八卦，全靠我奶奶一人张罗，南不庄里的闲言碎语奶奶也能掐手算出个八九分。妇女婆子所能谈论的家庭琐事、婚丧嫁娶，哪家男人在外面偷腥，哪家的女人在外面靠了人。村子唯一能连接东园与南不庄的就是奶奶，八卦不光是妇女婆子的天性，也是维持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就连奶奶也是她们所津津乐道的对象。

我一直不喜欢蹩脚三爷，也很奇怪，他明明不蹩脚，可是东园的婶娘和姑婆都让我叫他蹩脚三爷，说完还咯咯笑。我向来不喜欢她们，她们总是眯着眼往人身上看，在你身上找一个可以揭开她们闲聊八卦、斗嘴玩笑的旧伤疤。她们彼此在耳根子低下窃窃私语，然后捂住嘴仰天大笑，粗胖的手永远捂不住那张哈哈笑的大嘴，滑稽的小丑总爱揣摩他人的笑话。

我六岁那年，东园下了好大一场雪，积雪把土房都埋住了。奶奶从下雪就开始烧灶炕，从白天一直烧到晚上，雪一直不停地下。我把手放在炕头的土层上，一会儿，我的手就红彤彤的，像一块活生生的牛肉，能滴答出血红色的小水珠。那天晚上火炕热极了，热得我和奶奶都睡不着觉，奶奶打开电视，两个巴掌大的电视，没有日本的猫眼三姐妹，没有评剧段子，电视吱吱吱吱地响着蓝屏。

“这死孩子玩意，该中用的时候不中用。”说完，奶奶点了一支烟，开始吞云吐雾。

蹩脚三爷又在敲我家的窗户，让奶奶给她开门，奶奶扯着嗓子问他是谁，他不说话，一直让奶奶给他开门，奶奶让我下炕去给他开门，我知道，是蹩脚三爷，是蹩脚三爷。

我说我不去，我一直往炕头滚，烟呛得我迷迷糊糊的，我吐了满炕的尕尕汤，发起高烧。是蹩脚三爷把我送到庄上看病的，高烧40.5°，庄上没有药铺愿意收，我被爸爸雇车拉到镇上的医院，整整昏睡了七天。我醒后，我妈死活不让我和奶奶住在一起了，奶奶拉着我就往东园走，她告诉我，妈妈要给我生小弟弟了。

奶奶说，妈妈要给我生小弟弟了。

母亲横躺在火炕上，我在窗户外偷偷看了她一眼，炕头上那块用红布包裹着的砖让我眼睛疼得难受，我慢慢回忆起这块鲜血般的红布，好像我出生时第一眼见到的红窗户，每次太阳移动到红窗户上，我总能看到一条鱼在红窗户里飞，这条鱼仿佛在遮盖什么，而又能遮盖什么呢！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

每年三月三，奶奶都带我去滕庄子逛郝二师傅庙会，郝二师傅庙也称“师傅林”。郝二师傅俗称郝二奶奶，天地门夫妇双修，男称“师傅”，女称“二师傅”，传闻郝二师傅身怀绝技，治病救人，后无疾坐化，活到九十五岁。去世后滕庄子便修了郝二师傅庙，紧接着就有了一年一次的庙会。奶奶每年都拉着我去祭拜郝二奶奶，先求全家人身体康健，再求来年她能抱上孙子，在长达五年的祈求中，奶奶什么也没有等到。于是，奶奶从郝二奶奶坟头偷偷拿走了一块砖头，放在厚棉衣里。再用红布包着，放在母亲的火炕头上，用村里“仙家”的炕头灰伴着一颗红枣放在瓷碗里，用井水冲开，再放在红砖头上，用大火烧火炕，等到红砖头被烧得发烫，瓷碗也就热了。母亲每次都偷偷把它倒掉，奶奶让她一定要喝完。一个白色的小碗里面沉淀着灰色的尘土，水灰灰的，一颗血色的红枣漂浮在水面上。忽然，我感觉我不能呼吸，心脏跳破我的肉皮，成千上万的我漂浮在水面上，再沉入白碗底，灰色的尘土把我掩埋，我又被重新种在土地里。

关于那块被偷来的砖头，奶奶从不让我提一个字，这是一种羞耻，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在孕育了他的自然身上加速了变化与分离。事实上，庄里的人都知道，奶奶从郝二奶奶的坟头偷了一块砖，人人都知道奶奶是所有人所嘲讽的对象。

父亲告诉我，那个矮个子老女人，是母亲的娘、我的姥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背可以向前弯曲成一条直线，我从没见过有哪一种物体可以去形容她，被砍伐却依然有一半身子粘连在树枝主干上的枝条，被风吹弯的麦子，甚至是坍塌的房屋，或者更多我未曾见过的低矮而又弯曲的事物，这些究竟是不是她？也可能是下一个我。总之，我第一次见她，就是现在。奶奶的皱纹是从那个时候深深刻下的，刻在脸上，爬满了一颗芝麻粒大小的心脏。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沉默。她驼着背站在屋子里，眼睛只睁着一半。她拉着我回到东园，坐在炕上不说话，抽着烟，我被呛得直咳嗽，好像下一秒肺就要被咳出来一样，肺拉扯着我的血液，击打着我的咽喉，烟气烧得我直流眼泪。我给奶奶卷烟草，外面下着大雪，雪花挂在土房的窗台上，白菜挨冻了一整个冬天。

一年后，母亲没有给我生小弟弟。

雪下得很大，白森森的树林挂着黑压压的人群，白茫茫的大雪淹没东园，我穿着奶奶笨重的衣服往东园外走。奶奶每天晚饭后总是要出去，我常常在夜晚睡不着觉，奶奶不回来，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只知道第二天我醒了，她就睡在炕头，好像昨天她就一直躺在那里，一直都没有离开。东园安静得什么也没有，我被锁在三间土房里，没有院子，光秃秃的土房，我缩在被子里一点点挪动着身体，要让全部的被子都包裹着我。最后，我慢慢变成一条鱼的形状。两条胳膊耷拉在被子外面，我的手臂上下挥舞，像极了一条长着翅膀的鱼。

大雪掩盖的每一个冬天都是白菜生存最长的季节，白菜不光生长在冻土里，也生长在我的胃里。所有的冬天都与白菜有关，所有的白菜都长在我的胃腔。餐桌上所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无非是一盘白菜素饺子。白面在那个时候极其难得，冬天吃得最多的还是白菜尕尕汤，高粱面用手捏出一个小团，白菜炒熟又加了小半锅的冰水，等到水沸腾，一边捏尕尕一边把尕尕放在热锅里，等到水再次沸腾，加上少许的盐就可以出锅了。在没有杂粮面的冬天，我们整日喝白菜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受不到食物的滋味。整个冬天我的胃都夹杂着一种最简单的饱腹感，我常常拿着一个土簸箕和一个小木棍掏灶炉底下的灰，把灰倒在屋外的茅房，扬起的大把土灰像老碎银一样铺天盖地袭来。

父亲用木棍打断了蹩脚三爷的腿，蹩脚三爷扯着嗓子骂。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被出卖的生活，从父亲去世，遗留下来的是自己与母亲的大脚趾，脚掌包出生活中的一切闲杂琐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家里的亲戚朋友变得比往常更多了，在十二岁的时候将由他来挑选自己的父亲，这是他的耻辱，也是母亲的耻辱。母亲会带一个怎样的男人回家，如果没有一个男人，他们连一天都不能存活。大雪不定性地起起落落，在风的拥抱下显得如此无力，风的飘起与落下也从不向雪花过问。父亲总是被几个伯伯婶婶拉到家里吃饭。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是家中的男人，父亲不在了，他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在亲戚的东拉西扯和他的反抗中，他与母亲过上了被强迫的生活。简单与复杂来自同一个母体，分不出彼此包含的对立，简单的生活从此被浇灌出复杂的田地。

在校园里丢失的旧书包象征着一种平静，把一些东西随手丢掉，他觉得十分平静。

蹩脚三爷在庄上是大户，家里屯有不少钱粮。他整天无事可做，我从未见他在庄里忙活，见得最多的是他围着奶奶家整日整日地溜达，即使我不想承认，但他确确实实帮助过我以及奶奶。坍塌的土房是他和奶奶一起填满的，藏在雪地里的鱼也是他的，在冬天里每一粒粮食的收集我总能看到他和一些工人的身影。

他明明不蹩脚，却叫蹩脚三爷。

奶奶在30 岁那年做了寡妇，到死都没离开过东园，她是哪里人？她应该在哪？这些都是不需要知道的，她来了，就不会再回去。有关她家住在哪里，又有哪些人，这些都失去了意义。爷爷骑烂了一辆老式自行车，从某一个地方骑到这里，他整整骑了一百八十天。路上有一辆老式自行车，两个人，一点干粮和所有被隐瞒下来的债务，关于欠了村里大户的六百块钱，欠了村长一辆自行车，新盖的土房还没有结款……地主家扔出来的高粱饼她吃了五年，在没有油水的日子，酱油用来炒菜，也用来给舌头增添味道。她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她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她总是和我说，活着就是一直在借钱，一直在还钱，一直借，一直还……

“要是能吃上一条鱼。”她总是这样说。

即使过了很多年，她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她是被父亲卖到华北平原的。她的故事以一种严肃的笑话在姑婆婶子与一棵大槐树之间游走。关于很多人把自己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事情，能在同一天出现许多次。但她还是会把自己摆在桌子上，就像把一盘刚炒好的野菜放在桌子上一样轻易。她十八岁，父亲说，她能去一家不用整天吃地瓜的人家，有粮食吃。她不知道她父亲知不知道，只是，她从不知道她作为人的一种简单概念到底是什么？这个男人后背少了多少条肋骨，就有多少棉花絮成的长条填补他空缺的身体。被掏空的肋骨又以一种欺骗的方式回归到它原有的位置。在她嫁给他并且生完一个儿子之后，曾经那些叫她弟妹的亲戚，忽然变了口，一声嫂子和一屁股的欠债堆满了土房的门口。她恍惚发现，这个夜夜共眠的男人竟比她大二十岁。有关年龄的概念在那个年代是说不出的，所有的人都显得格外苍老。结婚时的风光都化成了一头头猪和等待收割的小麦。北方的雪还是太浓，黏稠的雪成群结队地掉落，人在外面待久了往往就和雪没什么两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值六百元，她有十九个妹妹和一个年幼的弟弟，她的男人比她大了整整二十岁。来华北的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就有了我。

在一个未知的时期，谁也不知道自己此刻在做些什么，在我第一次念书时，奶奶就一直说她只上到三年级，只上到三年级，她向我重复过许多次，每一次都好像是第一次向我诉说，谈话带来的新鲜感从不会在她的嘴里过期，它们留存在我每天放学后的作业本里，在我早饭的稠粥里，甚至躲藏在给我缝制的书包袋里。那些潜藏在她心里的一切故事犹如一捅就破的水泡，哗啦哗啦地流出说不完的话。农垦或者更多必不可少的生存压力紧紧地拽住她的喉咙。如果一个人从她生下来就一直做一件事，那么，她干这件事胜过其他一切事情，胜过所有的已知的一切。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等到很多年以后，她再干其他的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她始终明白，她一开始做的事情才是她应该干的事情，对于其他的一切事情，她越来越不明白。其实她也从不明白一开始就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她越来越把自己镶嵌在一个巨大的圆盘里，把劳作变成她唯一知道的圆盘半径。她是真的不懂，不懂除了劳作以外还有什么？除了生活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实，她也不懂得生活。在连胃腔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你还指望她的大脑能思考什么？她所认为的唯一存在就是不断地通过劳作，不断地获取粮食。除了粮食，还有一件事深深印在她的脑子里，像烟斗一样能烫破喉咙。

一个女人的诞生是牵连着另一个女人的，就像一颗被吞食的枣，它的壳掉落在地里，会长出一颗一模一样的枣。她从未见过母亲的肚子是空着的，从第一个妹妹到第二个妹妹，直至第十八个妹妹，她在父亲打碎的饭碗里看见自己的脸也是破碎的。父亲的唾骂让她知道即使是有了第十八个妹妹，也不能给生活带来劳作与饥饱。祖辈留下的神秘预言从没有发生在她的身上。不过，她依然笃定，父亲所坚守的男孩一定能给家族带来缓解饥饿的药。即使他不是缓解赖在肉皮上的饥饿，作为一种生命的延续，她坚信只有子子孙孙才能带来巨大的福分。此刻，男人告诉他的十九个女儿：“有人才会有财。”生生不息的大地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馈赠，他比任何人都相信他会持续不断地生出更多的孩子。她对父亲的话总是坚信不疑，就像是某个刻在神像上的神谕，但现实的生活让她深深明白，像这样长期的不断生产只能让日子更加沉重。或许，只有这样的沉重才能托举出最大的幸运。在她第十九次给母亲接生的时候，她坚信这是最后一次，这种预感超过前十八次的接生。红色的布遮住窗户，在不断的吼叫声中她认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生产，而更像是一种祭祀仪式。族长把生牛羊挂在祭祀的柱子上，滚烫的鲜血在北方的寒冬里冒着白色的热气，她闻过那种鲜血的味道，像极了母亲下体流出来的滚滚热气，她第一次觉得如此亲近，亲近于另一个自己的诞生，不过，这是不同的，这一次应该是个弟弟，这是父亲和她认定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被这样认定的事情。雪下得很大，还未入冬就已经把整个冬天埋没了，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稍微年长的妹妹烧着热炕。寒冬腊月，大雪把路堵得死死的，这样大的雪她还是平生第一次看见。母亲整整生了十天十夜，父亲说这不是难产，男孩的出生总要比女孩慢些，好的永远值得在任何时候等待。雪越下越大，掉落下来的雪由妹妹们用火化掉，烧成一盆盆滚烫的水，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也填满了包裹着鲜血的子宫。等到第十个晚上，母亲生了一个干瘪的孩子，就在父亲用手往下摸的时候，忽然，他什么也没摸到。这就好像是一幅珍贵的画，在展览的时候被偷盗者调换了作者的姓名。父亲再也不能说出什么了，他现在需要一个儿子，无论是谁的儿子，他已经不单单是因为一个儿子，外面太多人的眼睛让他无法直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仿佛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塞在他二十个女儿身上，一种耻辱把他深深地围绕，这样的耻辱更多地源于他自身，他又把所有的目光都强加在自己身上，把每一双眼睛都赋予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意一个能世世代代传承自己血脉的人，在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所必须遵守的神谕。如果没有一个男孩，他的整个家族将就此毁于一旦。

她的第二十个妹妹出生在一个被雪淹没的晚上，在火光的映照下这个婴儿无比清晰与红亮，奶奶仿佛看到一条闪动着红色翅膀的大鱼落在沾满灰的高粱地里，大鱼走一步，觅一步食。

在她第二十个妹妹降生的第二天，适年龄的九个妹妹连同她自己被十个不同的男人领走了。窗外的积雪高出半个屋檐。父亲在他带来的十个男人之中抱走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个孩子将和她第十九个妹妹以相同的姿势躺在烧得火热的土炕上，父亲庆祝他喜得龙凤胎，这是上天赐予的福分，菩萨佛祖都拜了上千年。

奶奶对男孩比对任何事情都要敏感，南不庄和东园里无论是谁家降生了男孩，奶奶都要过去做一场降生仪式，她懂得应该怎样为一个男孩的降生赐予更多的事物，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降生仪式是每个女人都必须学会的事情。对于男孩的下体，奶奶比任何母亲都更熟悉，她喜欢用手来回抚摸这些东西，甚至喜欢以此来逗小男孩。她对某些东西的偏爱胜过她本身，甚至以一种更为羞耻的动作触碰男孩的敏感。她对于那些不会说话只会笑的小男孩更感兴趣，因为幼小的孩子更能接近她所期盼的，或者是她最能去触摸的。她每天都担心，担心有一个男孩随时会从我母亲的肚子里降生，她为此做了许许多多的打算。尤其是在国家颁布计划生育的那一年，她开始日日祈求天神老爷收回法令，程家就要在此毁于一旦。

在我爷爷死后的第三十年，天空又开始下着不休不止的大雪，这场大雪在人们早晨睁开的第一眼就开始下，等到全村的人都陷入沉睡后大雪就停止。从此，人们知道大雪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而不是从冻土地里生根发芽的。在大雪下了第九十二天后，我邻近的伯伯婶婶带着他们的儿子往西面的沧浪渠走，在白菜被冻烂的早晨，他们终于有借口去捕捉一条可以填满饥饿的鱼，从出生开始他们就没有吃过任何一条鱼，也从未接近过沧浪渠。南不庄的人把守着沧浪渠已经一百多年了。在大雪降落后的第九十三天，在伯伯窥探了第七百六十九次后，他们终于决定去沧浪渠杀鱼。他们在沧浪渠等了三天三夜，就这样冻死在雪地里，直到死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鱼不到岸上来，准备格斗的木棍被埋在他们的血肉里。从此，整个程家就只剩下我们一户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