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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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2247个字，阅读大约需要3分钟 代课老师，是指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村基础教育尤其是边远山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课教师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程桂生已经当了35年的代课教师，已经54岁的他希望孩子们走出大山，自己却一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从未离开。
以下是正文。
低矮的红砖房参差错落，连绵起伏的稻田随风轻拂，聚着打牌的村民来不及放下饭碗，这个叫鲁田村的小村庄闲适安宁，好像已被大山之外遗忘。
鲁田小学坐落于此。4个年级，18名学生，7位教师，一张乒乓球桌，两个篮球架，一栋二层教学楼附属两栋平房，是这个学校的全部。
学校是2003年重建的，2005年竣工，换上了电铃。在此之前，学校只是五间瓦房，上课铃还得靠老师们用手敲。摇摇晃晃的桌椅在2010年被村里来的扶贫干部帮忙换掉，多媒体黑板是县教育局2015年派人安装上的。
褪色泛白的牛仔裤，灰色的外套，一双老布鞋，花白的头发和蓝色的眼镜框，一副慈祥憨厚的老教师模样——他叫程桂生，鲁田小学4名代课教师中的一位。
代课老师，是指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农村基础教育尤其是边远山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课教师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无法享受与正式在编教师相同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从1986年的月工资75元，到后来的120元，500元，2016年程桂生的工资才达到当地最低保障工资保准——1580元。
▲鲁田小学教学楼
一个人的学校
程桂生的家在鲁田村邻近的洋湖村。推开破旧的木门，只见一张木桌、几条板凳。昏暗狭小的厨房，除了熏黑的灶台和案板，没有其他家什。
1986年，年仅19岁的程桂生高中毕业。由于高度近视，农村时兴的木匠、泥工等活也做不了，程桂生选择当一名代课老师。
35年的教学生涯，程桂生辗转五个学校。从黄溪学校，石埠小学，到洋湖学校。1995年，开始在离家不远的新屋小学执教，一直到2018年。
新屋小学只有一、二两个年级，一名老师。程桂生既要教语文，也要教数学。学生最少的时候4个，最多的时候30个。
刚开始办学时，学校只是一座常漏雨的破旧土墙祠堂。三间屋子，中间做教室，右边是牛圈。课桌破旧不堪，黑板都是程桂生从自己家里找木头钉制的。祠堂墙体裂缝有一指宽，程桂生把孩子们带到家里教了一年。
孩子们年纪尚小，课间打闹、上厕所、下课回家，程桂都得看着。学生交不起学费，程桂生就自己垫补，等家长卖了粮食再补缴。邻村有个孩子父亲离世早，母亲还是个“哑巴”，他干脆就自己给付了。
学校只有他一个老师，他的坚持就代表着孩子们有学上，在新屋小学的23年里，程桂生未想过另谋生路。“我要是走了，这些孩子没办法读书了。”
▲程桂生的备课本
那一代人的印记
随着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改革的推进，2018年程桂生被撤并到鲁田小学。老师们多了，他也轻松了许多。每天早晨八点，程桂生骑15分钟电动车赶到学校。中午在学校用餐。下午课后回家干点农活，粜的粮食可补贴家用。晚上改作业，备课。
程桂生患有白内障，属于三级残疾，要离作业本很近才看得清，久了还要摘下眼镜休息一会儿。前两年有爱心人士愿意资助手术费，程桂生才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并不明朗，担心有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的风险，医生建议手术等他60岁以后再做。
“他身上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印记，程老师人很老实，做事也踏实，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这是作为同事的谈怀红对程桂生的印象。
80后的谈怀红是鲁田小学3位公办教师中的一个，另外两位是80后的闵金鹏和95后的夏思思。相比他们，4位代课教师年龄就大了许多，大多有20年以上的教龄。包括校长于爱国，从1995年直到现在，还是代课老师的身份。
代课老师普遍教学经验丰富，兢兢业业，但由于缺少进修机会，适应新课程教学改革比较困难。多媒体黑板是装上了，但几位年长的代课老师就是不会用，于爱国学了很久才学会。
年轻老师当然会用多媒体，但由于教学条件艰苦，生源日趋减少，一、二年级都已经没人报名了，教师“只出不进”，大家都倾向于找机会向城区流动，有位公办老师刚刚调离，大家这学期的教学任务增加到了每周15—23节。
音乐、体育、美术等课在课表上都有安排，但鲁田小学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即使课程安排了也无法开展。
▲午休后，学生在教室里打扫卫生
在贫瘠的土地上坚守
没有身份的认同，领着微薄的薪水，“同岗不同酬”的不公待遇，即使心有不甘，但代课教师们仍然尽心竭力。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们以后的路。
条件好的孩子都去城里读书了，留在村里读书的孩子家境普遍不太好。家长白天忙着打工、做农活，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疏于对孩子学习的辅导。甚至农忙的时候把孩子都叫走了，老师还得到田间地头里去找。
许多家长似乎已经“看开了”，失去了供孩子读书的热情。这种观念开始影响到了孩子。六年级有个孩子就说：“我数学英语很不好，恐怕考不上大学了。”她的父母常年不在家，只有外公和两只小狗陪着她。
虽然学校只有三至六年级，学生只有18个，老师们教得也很吃力，学习成绩总是很难提上去。程桂生就经常给家长们打电话，希望监督孩子完成作业。用谈怀红的话来讲，“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尽力就好了。”
学生李慧敏也认为程桂生“课带得很好，人也很好，是个很善良的人”。有同学题目不会写，老师会很耐心地教。
此前邻村有个学生原本数学成绩不好，结果程桂生教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进步很大，后来考上了大学，升学宴特地请了程桂生，“孩子是程老师一手带出来的，他很辛苦，程老师有功劳”学生父亲曾对程桂生说道。
提起这个，程桂生沧桑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了笑容，夹杂着一丝骄傲。哪怕曾经的学生在路上碰见之后的一句简单问候，都让程桂生倍感欣慰。
“我自己还没出去过”。已经54岁的程桂生希望孩子们走出大山，自己却一直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