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卉子：平常人 | 新力量

作者简介

YOUNG WRITER

王卉子，1986 年生，作品发表于《十月》《长江文艺》《中国作家》《汉诗》等刊，现为深圳电影制片厂专业编剧。

WANG HUI ZI

平常人

王卉子

一

我，时常活在一种遭遇大材小用的情绪里。

有一枚戒指。那枚戒指的主人四十来岁，有些风韵的影子，其余被过于浓烈的妆容晕染得只剩下颜色了。

她可能把我当成是什么心理医生、开解专家一类的人物，我猜想他们都是，她推门走进我的占卜店的时候，我觉得她并不想找到这枚戒指，她或许将信将疑，却忍不住来接近一下玄奥，我做的正是这一类人的生意。

虽然实打实地评价我这个人，心理疏导和故弄玄虚地摆弄一个乌龟壳是我的本领，但我还是愿意被当做有职业素养的半仙。我所掌握的是一门科学，它包括两种知识，对人的和对世界的。你们遇到的半仙，大多掌握了对人的知识，像我这样将易经、星象、紫薇、八字、五行、金字塔数字学等理论结合到一块来占卜的，像我这样土得冒泡的半仙已经不多了。我从一个三十岁却仍然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开始，在南北间行走了二十年，五十开外的我，脸庞上有了沟壑，也因此混出了些老半仙的模样。我的生活就像一切已知，这既是我的生存技能，也是我的观点。

我看着她。她从戒指的由来开始絮叨，那背后是一个俗得掉渣的爱情故事。她在酒吧遇见了这个小白脸，小白脸还为了她，与酒吧看场的黑帮打过架（俗得下不去笔），这两人背负着女方全家的骂声，她一面固执地贴补，一面又计较对方总是厚着脸皮伸手。那小白脸唯独一次掏钱就是这枚戒指，我听着她的描述，在一间西餐厅里，他单膝下跪，说出了诸如一万年一类的词语，把她打动得落花流水。

后来她果然以妻子自居了。她不再允许他饮酒、赌博、泡夜场、打游戏，她脸上的脂粉越涂越厚，连夜里也要维持一个体面的妻子形象，她用娇滴滴的语气与“丈夫”交谈琐事，却被厌弃是矫揉造作的半老徐娘。那小白脸忍耐着厌倦，与她缠绵了一天一夜，终于哄得她疲惫地睡去，醒来便不见了人影。

这就是命运吧，他走了，那戒指也不愿跟着我了，因为我的爱情死了，它随着爱情消失了。女人拜托我算一卦，为她把这枚“爱情唯一的纪念”找回来。

就给人掏钱买过这么一个戒指，还给人卷走了，真不厚道，我忍不住在心里评价。那女人热切的样子，让人不忍说穿，那便是，来占卜的人并不真想找回什么东西，大多数的他们在大多数的时候，只想自欺欺人地给人讲一段故事，或是听一段故事。

女人的眼神有内容，我悄悄打量一下自己，背头，黑色西服，红色围巾，亮皮的皮鞋配黑袜子，西服里头是深蓝色的丝光衬衫，我还算得体，那她今天为了戒指找来，明天也许会找手镯、找项链吧，她们都是这样的，讲故事罢了。她的一部分已到了败谢的年龄，另一部分却愈发盛放，正是那种过犹不及的愿望让她丢失这个年龄的从容，经历另一种不能惹人怜悯的衰败。

我卖艺不卖身，我知道自己这把年龄，加上锻造出的江湖气息，很能吸引一些渴望体验未知生活的异性。我选择模棱两可。

大意是，天地有灵，宝石戒指采集夫妻之爱情而成活，已经有了精气神。你们的爱情破灭，它于是也出走了，咱们倒是能把它找回来，可是，将爱情放生，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纪念吗？

我没有站起来送客，仅仅是仰一仰头，用鼻子指了指门。女人看着我面前的水晶球，那上面倒映着我俩的脸，客人都爱摸摸我这个水晶球，它其实只是一个球罢了，女人没有伸出手去，她把目光抬高，又望了望我挂着的“易”字，她长叹，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易”是改变的意思。我缓缓附和，说，是啊，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瞬息万变。这句话其实是我从《知音》看来的，却诡异地切中许多人的心脉，我只能猜测，我的客户群与《知音》的读者群是同一拨。

她竭力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我心里无法绕过对她的评价，她体面的愿望与她的遭遇，就好比她脸上的粉质与皱纹，一个追，一个躲，她踩着武器一般的高跟鞋，一步迈出去，尖细的鞋跟承受不住重量，总要向着一侧倾斜一样扭一扭，那双尖细的高跟鞋价值不菲，进门时我就看到了，我猜想她没有牵挂，我也没有牵挂，你看，没有牵挂的人也有不同之处，我仍然选择放走她，有些钱好赚，不好脱手。

我开店的城中村，楼宇之间距离过小，从这栋楼的窗户伸出手去，便可触摸邻居的外墙皮。到了2015 年，这些“拉手楼”纷纷拆迁，按照楼宇内每间房间的面积总和的拆迁赔偿，渔村里走出了不少亿元户。我的占卜馆就坐落在一个叫做水湾的城中村里。

如果没有戒指女人的对比，我对张淑媛的好感大概要扣个十分八分。

进门我就知道，张淑媛是一个朴素的中年女人，四十五六，不太会保养。她素面朝天，仅文了眉毛和眼线，她那个年龄的女人，年轻时学不会化妆，姐妹之间互相忽悠，搭伴到美容院去，把规矩些的眉形固定在脸上，技师大多用国产颜料冒充进口的，因此过去十年八年，原本黑色的眉形脱落成了淡蓝色，尴尬地挂在脸上。可以看出她还把短发烫出了卷，也许是为了让头发看起来浓密吧，却显得很心虚。

张淑媛站在门口探着头，手里拿着一个磨损的真皮手包。

我们，我指“腥加尖，赛神仙”的行业操守，“腥”和“尖”都是江湖话，腥就是忽悠人，明明客人路过街角正装修的餐馆蹭上了油漆，我看到那油漆，不动声色，说我算出这是东边来的客人。尖是实打实的知识，诸葛亮仰观天象，便知自己危在旦夕，这是尖货。但诸葛亮是个书呆子，不懂“腥”。

我对张淑媛说——先进来吧，再想办法。

张淑媛细微地哆嗦了一下，脸上泛着愁苦、焦虑，又将信将疑地带有希望。我已是个老手，我那些在南北间来往积攒下的智慧无一不是针对张淑媛的这种犹豫。我干的是替人解忧的行当，我很快又抛出一句——

不是什么大事儿，能解决的办法有，你来，你来咱们聊聊，你先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那个花枝招展的找戒指女人也许比张淑媛富裕，但她是带着答案来的，她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眼前的这个朴素女人，她面对的是真切的未知，只有诸葛亮能解答她的疑问，她属于大客。

张淑媛拉开那个真皮手包，拿出一张五十元纸币，她举着那张纸币，这才踏进门。我几乎要笑出来。五十？哪怕是路边拿着开光护身符讨钱的假和尚也打发不来。

你坐下吧，我给你说说，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你马上走，我一分钱不要你的，说的对，你也别着急听下文，先回去歇一歇，平息一下心情，我也一分钱不要你的。咱们就不说缘分不缘分，大妹子，你遇到事儿了，我觉得该帮一把。你先把钱收起来。

张淑媛皱了皱眉头。

她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信任套近乎。

我掌握的是易经、八字、五行、星象、紫微斗数五门学问的占卜，但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这才见张淑媛眼角闪过一丝光，我更加确定张淑媛受过一些教育，与那些本来就是将信将疑却又自欺欺人地做出坚信模样的人不同，她不是来戏弄神通的。

不是你，是你家里人。

我乘胜追击。张淑媛踏进门以前的愁苦和焦虑荡漾起来，她卸下了防备。我看她像在揣摩，眼前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为何抛开了科学与知识，跑到一个算命的这儿来，指望他解决问题。她已焦虑得顾不上自嘲。

张淑媛不说话，先掏出了手机，调出信息后，她把手机凑到我脸前，给我看一条微信。

妈妈，我出去玩两天，别担心我。一个任性自我的女儿跃然纸上。

我来往南北二十年了，张淑媛的家庭状态我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一家之主是个甩手掌柜，母亲固执地为家庭付出，小康之家却养出了大户人家女儿的脾气，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寻找自我，说不定此时人正在丽江的某个一夜情酒馆卖弄着并不成熟的风情。

我且道：啊，得有四五天了吧。

四五天是一个理性母亲的极限，尤其是面对这么一个鸡飞狗跳的女儿，四五天很不容易了。

张淑媛摇摇头，她终于第一次开口与我说话，竟然是东北口音。在这座城市，东北人有在学校教语文的，也有做生意的，普遍过的还不错。

张淑媛告诉我，八天了。天天有短信，就是不回来。

说到这八天，张淑媛的愁苦变成了愤怒，东北口音也更明显。我猜测她对这个女儿很不满，可又不好发作，怕跟女儿撕破了脸，那边愈发地不肯回家。

张淑媛一条一条给我看女儿的短信，今天早晨，她对女儿说道——

你到底在哪里？有事可以和家里说，你不回来，妈很担心，今天再不往家走，妈就报警了。

女儿回道——

妈别报警，报警我就不回去了，你再也找不到我。

我进入这个行当，除了因为不会别的，还因为我发现了人的某种共同特质，那便是将信将疑。但是，将信将疑的人最易受到鼓励。

这名母亲就在将信将疑，一半担忧，一半安慰。她那女儿也许就是表面乖巧，骨子里是个小要账鬼，我想，都是这样的，小要账鬼，这便是我不结婚不要孩子的原因。

可能是遇到点麻烦，不过能解决。你先回去吧，今天忌安床，要不我今天就过去了，还是找个好日子，你家的床，肯定有冲着窗户的或床头床脚冲了东面的，我去给你重新摆摆，孩子就回来了。

（一座大部分楼宇坐北朝南的城市，床不是冲着窗户，就是床头床脚朝东啊……）

我甚至带着点愤怒，我把假想出的来向我要账的小崽子安装到这个出走的女儿头上了。

我还知道，张淑媛是一个四十六岁的中年女人，行将退休的小学语文教师。她没有男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她也没有怀疑我这个“安床”理论的觉悟，她的丈夫自诩文人，张淑媛怀着歪歪的时候，那个新晋父亲便泡上了妇幼医院的小护士。小护士牙尖嘴利，在病床前就敢大哭大闹，把工作闹没了，却把张淑媛的丈夫闹到了手。

张淑媛拿着我撕下的一页万年历，数着李长斌上门“安床”的日子，迈着步子踏出了占卜馆。她的话很少，一般什么都知道的人话才多，我没有要那张五十元纸币。可是那女儿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

一般我上门摆一次风水，这客人就留下了。我像一只充满了阅历的老猫一样在屋里踱步，手拿铜镜，指点每一件家具的方位，每一扇窗户的由来。我从不像那些庸俗的专攻风水的师傅一样说些危言耸听的句子，为了显得自己身经百战，好像见透了重重险境一样，我不这样。我让客人知道，风水是个好东西，摆错了，咱们还有回转的余地，风水是帮人的。这样看完一次风水，我还将时来运转地期待送给人们。

张淑媛情况特殊，她那离家出走的姑娘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在这个紧挨着城中村的住宅小区里，我一边装腔作势地拿着铜镜踱步，一边盘算，我的演讲得起这个效果——女娃子如果回来了，张淑媛得认我，如果总也不回来，那么，她也不能怨我，她还得相信我。

我狡黠地暗示张淑媛，女儿出走是因为她把床放到了窗户底下，正对着门，虽然这样能看得见窗外的绿萝；是因为她在门口摆放了浅色的仿木鞋架，虽然很精致，可是门冲不能这么挡；还有，游动着五颜六色小鱼的水缸，摆到了财位，炒股票能挣钱，可不利人，尤其不利健康……这个五颜六色的小家，让我无法想象它的小主人是个可能正在丽江小酒馆卖弄风情的女娃子。

歪歪发的微信仍然是寥寥数语，这已是第九天，张淑媛话还是不多，多半的她在等待，另一半的她也许在死去，生育果真是女人的生死之门。张淑媛一条一条地给我翻看这几天来的联络，出于礼貌，我附和地指点张淑媛，这条态度不够强硬，你吓吓她，我摆的风水阵是干扰她邪气的，你用正气一压，她就清醒了。你女儿现在迷糊呢。

我说累了，长长地出一口气，一抬头，五颜六色的小家，赫然有一盏贴着天花板的镜子，镜子里头我惊诧的脸与地板上的我一对一地对视。

即便在最为粗浅的风水学知识里，也教人谨慎地摆放镜子。什么样的规矩人家会乐意把镜子贴着天花板啊？我几乎生生吞下对张淑媛的指责。

张淑媛察觉我的诧异，她的态度就像这是一件小事，就像不得不尊重我才进行的解释。她说，歪歪喜欢抬起头看见自己仰望的样子。

那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镜子，真真切切地让我一阵难受。我才不管那女娃子仰望谁，我看见门厅里头母女的合影，也看见挂在墙上的歪歪七岁时画的蜡笔画。我憋了，没憋住，就告诉张淑媛，今晚就把天花板上的镜子取下来，别的该挪就挪，该扔就扔。说到一半，我忽然想起我的来意并不是指点镜子，我又将语调放柔和，尽量不惊动这位长线。我头一次为人摆风水，就因为故弄玄虚过了劲儿，对方变成了把头插到沙地里的鸵鸟，再也不愿相信风水。

张淑媛殷勤地给我倒上茶水，掏出那个磨损的真皮手包，可以看出她边翻动钱包边犹豫，最后她举起了两张一百元的纸币。

她有些不好意思，对待这样一个可能用知识改变她人生的先生，两张一百元的纸币实在算不上什么心意。我觉得她得培养。

大姐，给多少也就是个心意，您不用在乎这个。就跟和尚化缘一样，你花的多，你的心意诚心，带来的影响就大。我给你摆好了阵，但机缘看个人，你的诚意要是担待不起这个风水阵的诚意，就不好使。

我用张淑媛家乡的东北话告诉她——就不好使。

张淑媛应该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她的谈吐不仅带有浓厚的东北腔，还不懂得藏着心里话，由于她是个小学语文老师，她选择的词汇偶尔带有书面色彩，这让她显得更加真诚。张淑媛是个女人，即便她属于贫穷的一类人，也应该没有自尊心上的卑贱感，但她还是有点嗫嚅。张淑媛告诉我，她在存钱，想供歪歪出国读书。小姑娘要是有个外国背景，见识了老外对待女人的态度，她就不容易吃亏。

我真是看走了眼！看着张淑媛诚恳的脸，我简直觉得这事没劲透了。明明是个散户，我瞎了哪门子主意，把人当成大户培养。这就像你打的是油田的主意，开出了小卖部。

张淑媛早已把两张纸币的羞赧忘掉，她拿出东北人抢结账的劲头，撕扯着非要把钱给了我，我又能如何呢？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那两张纸币。我告诉张淑媛，愿歪歪早日回家！我请张淑媛没事就来看看我，为她祈福，来一次五十，但这个钱不是给我的，这个钱是为了给歪歪消除恶业的。

张淑媛感谢着我，明天，后天，歪歪回来前的每一天，她都会心怀感恩地为我和歪歪祈福。她像感谢一个知己一样，感谢着我的善意。

二

我的占卜馆通常在傍晚七点迎来高峰，吃过了晚饭的老小们，或带着疑惑，或带着调戏，踱步到我这儿。这家占卜馆的装修设计，吸取了占星的深蓝色布局，易经的帝皇之黄，那是在过去，咱们国家的皇帝才能穿着的颜色。五行的符号点缀着墙面，咨询台上还摆放着一个水晶球。如果你带着调戏的心情走进我这家玄奥之馆，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神圣感觉吓一跳。

一个穿着荧光绿运动鞋的男孩，心事重重地推门进来，虚弱地瘫倒在水晶球前，直勾勾地望着我。

什么情况？

那男孩梳寸头，瘦瘦高高，模样有点周正，肤色是健康的小麦色，可能爱好运动，没准，还是个长跑健将。他十八九岁，这个年龄的男孩一般不占卜。我对他的透支状态来了兴趣，等待他提问。

是喜欢的女孩儿相信星座吗？来套点专业知识，镇压女娃子？猜想不出别的可能。

男孩儿长出一口气，对着乌龟壳呜咽起来。

那就不一定是来咨询泡妞的。

男孩径直问我，见死不救，会下地狱吗？这世上有鬼吗？枉死的人，会回来索命吗？

男孩的眼睛通红通红。这并不是个吉祥的买卖。

我必须镇得住场面。此时此刻，我必须缓缓点头，示意男孩别着急，慢慢说，天塌下来有我——的老大——天兵天将们扛着。

“我知道这世上没有鬼，鬼在我心里。”一个十八岁男孩对罪孽的认识。

“我见死不救了，她是真死了，我知道。我才十八岁，打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目睹了凶杀，可我不敢报警，我不敢。十几天了，每一天我都在犹豫，在害怕。我要是报警，一定会遭到报复！我会像那个女孩一样横死街头，不得好死。”

男孩魔怔一般，自顾自地叙述起十几天前的夜晚。

十几天前的前夕，这个男孩已不满足于小麦色的皮肤和出众的篮球技能。他正就读高三，这一年级的少年间流行起一项新的运动——夜跑。

据他描述，一个与他相当年龄的女孩，殒命于暴徒的刀下。他一面恐慌地讲述，一面又多少有点炫耀自己经历了如此之大的事件，仿佛这成为了他宝贵的经历。那消失的生命之于这个没有立事的少年，是过于厚重的谈资。

血淋淋的描述让我身临其境。

“她喊了，只有我能听见。”

“我哪敢啊？”

“那个人把她推倒，让她趴在地上，提着她的头，骑在她身上……”

少女哭喊着离开这个世界，身躯逐渐变得僵硬、冰冷，一双简单的瞳子久久凝望一处，半晌，那瞳子里的神采黯淡下来，可能已找到了深黑色的去处。

少年描绘少女的穿着，白色吊带，浅色短裙，淡粉色的指甲油……我忽地一下，脑子被撞击一般，闪起了张淑媛家那张歪歪的肖像。

一扇大门被缓缓打开。

完了。我想。

他娘的，完犊子了。

屁大点地方，东边两口子吵架，最西边都听得见，穿的他妈一模一样。操。

不寒而栗。

我压抑着惊讶，却马上被另一层恐怖慑住了全身。那并不像少女语气的一条条微信消息，那过于淡漠的对待母亲的态度，生硬地指向一个黑色的真相。那个真相离平常人的生活很远，但它在悠远，深沉的地心里，安静地，等待着，伺机捕获每一个人。

我心里一连骂了好几句糙话。

那天张淑媛送我到大门口。不高的身躯已经微微佝偻，脸上的皱纹其实并不多，体态却是个老太太的体态了，肩膀浑圆，前胸的胸骨弯曲着突起，那是一种委曲求全又安于现状的谦卑。笑容，也是卑躬屈膝的模样。

男孩求助于我——将来有一天案发，警察发现我见死不救、知情不报，大哥你帮我作证吧。我心里也难受，我特别难受，但是我不能，我不敢。大哥你也帮我作作证吧。

操。

我这回真骂出了声。

这他妈的。

我怒视着眼前的男孩子。

这他妈不是把我往坑里带吗？

这一句没骂出来。

我突然认清一个现实问题。

我也成了知情人，我他妈报，还是不报？男孩并没察觉我的怒视，自顾自地叙述着恐惧的感觉。

他越说，我越觉得那姑娘像我素未谋面的歪歪。

我被另一种懊恼击中。

张淑媛叙述歪歪喜欢抬头看见镜子中自己仰望的样子；张淑媛挺着弯曲的胸骨送我出门；张淑媛独自坐在收拾过的防空洞般的家里等我再来看风水。这还需要风水、占卜、玄学吗？我掐着手指头略微算一下，前后一比照，就知道坏了。

逃跑的原因？假如我要陈述，可以说出三百种。我经营的是这样一门不伦不类的营生，人家不会敬重我 ；我与张淑媛非亲非故，帮了她，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因为我公布了歪歪的死讯，张淑媛没准会恨我一辈子。（我愿意付出一切赢得敬爱）

我且花费了一番功夫才劝走这个哭哭啼啼的小麦色少年。

东西没怎么收拾，是因为店租还没到期。

关上了店门，拐角处，张淑媛正摸索过来，她来请我为歪歪祈福，虔诚如她，今天穿得素白，对我来说，就像亲见一个母亲在祭奠女儿。

三

时间是有密度的。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时间会过得快一些。也许是因为奇异的人来人往，红红绿绿的灯火交相起落。也许因为生存的困境盖过了度日如年的寡淡。一般来说，在发达一些的城市，我们在一天里完成的事情会更多，生命仿佛更有意义。

在另外一些落后点的城市，关掉一盏灯需要两秒的时间，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月亮悬挂二十四小时，在这样的城市，生命被延展到两倍一样的长度，一朵花从盛开到枯萎，留给它的主人两倍的思念。

我初到番禺，便认识了红艳。她是一个极能张罗的年轻女人，勤快得不得了，一分钟都闲不住。我在她工作的发廊与她认识，那是一间点着暧昧的粉红色灯光的小发廊，就像我行当里“腥加尖，赛神仙”一样，粉红色的灯光也是属于某种行当的暗示。里头的姑娘常常穿着白色紧身短裙，成排地坐在门里低矮的沙发上。

在被延展到两倍的这两年来，可能是因为红艳那热烈的爱意吧，我虽然还开着一家占卜馆，也是在一座城中村里，可是这里的土地不太值钱，外来人口也少，本地人口对未知这种事情，就不大感兴趣。我三心二意地开着占卜馆，那小馆里不再有深蓝色与帝王之黄的搭配，光秃秃的墙上挂着几张八卦图，一张简易的桌子便是咨询台，摆放着那枚水晶球。仅此了。

我饱受红艳的折磨。那些她在与客人的交往中学会的撒娇，招呼人情，都被她当作技能一般使用在我身上，她的头发永远有一股刺鼻的定型水味道，并且由于职业环境的方便，隔三岔五地换一种颜色，发质也变得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那样乌黑发亮。

我的出租屋里，挂着粉色珠子门帘，墙上贴着明星海报，那是红艳为了遮挡一道水渍，乍一看去，很有种九十年代的审美气息。红艳白天打扫屋子做饭，夜晚去粉红色的小灯下工作，凌晨回来，带着刚刚沐浴后的花王沐浴露味儿，钻进我的被窝。我们相差二十多岁。

我依然为人摆风水，广东一带相信风水。有一回，我遇见一家把大面的镜子冲着门口摆放的人家，让我愣神了。

红艳兴冲冲地给我介绍一位客户。

那是个愤怒的中年女人，从进门就带着深深的责备。很难总结她在责备些什么，也许正是那件她责备的事情让她前来见我。

她的两条眉毛几乎要搭在一起，长期皱眉就容易让人有这种神色。她的左眼睑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如果她是来看相的，我就会让她把那颗痣点掉。

她的每一个句子都像在倾吐心声，对待每一个人都像在倾吐心声，她低沉的声音和夹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十分老旧。

红艳按捺着眉飞色舞，把我拉到里间——这是找她洗头的客人，一般，正经客人看见小粉灯就不进来了，这女人一头雾水地走进来，红艳她们发廊已经许久没有正经给人洗一次头，这女人一边被揉搓着头皮，一边对陌生姑娘说出了愁苦。她儿子已整整两年没跟人说过正经话。

她是番禺本地人，丈夫儿子都外出打工，如今丈夫带着一身疲惫回来养老，房子简单地再装修了一次，只待儿子领着媳妇回来，播下种子，留下孙子让他们二老的生活有些盼头。

两年前，不，在更久远的时候，儿子就是个宅男了。儿子到深圳一年时，女人到深圳看过一次，她拎着超市购物赠送的袋子，住在上下铺搭起的10 元钱一晚的青年旅社，找遍了工业区每一个饼干厂，她的儿子说过，饼干厂在一所小学旁，一到下午三四点，新鲜的奶油饼干出炉，香味会飘到小学校园里，让每一个儿童心猿意马。女人找到了那间小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饼干厂。儿子的工友带她参观完工厂，客客气气地就要送客。女人护犊的意识让她知道可能找不到了，见她急切起来，工友又犹豫着说，“他还住在那里，不出门的。”女人找了上去，推开屋门，满地的方便面袋子，床上放着铁制的饭盒，被子已经露出了棉絮，她的儿子坐在电脑前，“仔啊，你在干什么啊？”儿子扭过头来，霍，一双红通通的眼睛。

女人陪儿子住了几天，儿子好像并不在意自己吃的是方便面还是水煮面，吃蔬菜、吃肉，都没有区别，睡也没有区别，睡在地上、椅子上，任何一个能放下身体的地方，他都可以睡。女人观察过儿子的睡相，和他童年时一样，那睡相充满了灵动，有时能看出他在做梦，嘴角浮起笑意，或皱紧了眉头。吃，睡，吃什么，睡在哪，都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睡着了与醒着的样子。

女人愤怒地描述道，打游戏，打起来什么都不要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脑，一点神采都没有，还不如睡着了。他们都这样吗？女人继而愤怒地问我，工厂仔，怎么了？也要结婚生孩子啊，认识不到女孩子可以多出去走走嘛，关在家里想干嘛啊？

我坐在咨询台的一边，与女人隔着一个水晶球。我有些过于耐心，两年来我凭着手艺吃饭，来人了，便兢兢业业地使出书本上的知识，为人指点。仅凭着知识经营生计，我的心里是安稳的。

我职业地问她儿子的八字、出生地点，我拿出纸笔，写下今天占卜的结果，想让她带回去，老两口有个念想。

那愁苦女人皱着眉头对我摇摇头，她知道我要给念想，可她不要念想，别人可能给过念想，不太好使。她把随身携带的袋子放到桌上，一样一样地掏出物件。

有小学时的作文本，他穿过的足球服、球鞋，流行歌曲磁带，日本漫画书。一个男孩的成长，必备的这些物件。

足球服是黑白相间的，我从不看足球，喜欢足球的男人身上都有些共同的特质，我不知怎么评价，喜欢足球的男人，可能都不太把女人尊重，我原本也不尊重女人，可那是因为我谁也不尊重，有了红艳以后，我变得不得不尊重，不尊重就会挨念叨。红艳那张巧嘴，好的时候能给我全身上下温柔而娴熟地亲吻，不好的时候就是一把刀子。

愁苦女人用倾吐心声的声音对我说，我把我儿子的东西都带来了，这上面有他留下的信息，你有异能，你为我把他的魂找回来吧。如果你不行，你给我介绍谁行。

异能？这女人用倾吐心声的语调说出这个词语，听起来就像绝望本人在说话。

我不愿打扰这位母亲，但我也不愿回答她的问题，我请她讲讲儿子。

那儿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深夜在网吧里联网打游戏。女人到银行查过他的储蓄卡，积蓄几乎所剩无几。网络游戏真是一门滋润的营生，花钱买装备的用户就像走进一个无底洞，心甘情愿地把积蓄花在独角兽、宝剑、闪着金光的人物脸部皮肤上。

我已经两年没遇见过寻人的客人了。这两年里，问星座运势的最多。我几乎以为人生的面貌就是这些星座客嘴里的恋爱、同居，也遇见过许多倾吐心声的人，无非是把我当作一个可以倾倒心事的树洞。

那愁苦女人摩挲着日本漫画书，说起儿子的工友，满脸不平。就像他窃走了自己儿子出走的秘密。女人描绘着儿子的居住环境，拉手楼逼仄的空间，一个叫做水湾的城中村，住满了打工仔。

听见“水湾”，我像被扔进了一桶滚烫的开水里，我浑身上下破了皮。生活的相貌，就像被装上了涡轮，越走越快，越走越怪。

她走后，我对着水晶球咨询自己，半仙儿，你觉得歪歪回家了吗？我又摇摇头，直觉来说，不太像。歪歪要是回家了，我不是白跑路了吗？我束手旁观，我是个混蛋，但是，如果歪歪已经回家了，而一切仅是臆想，我也是个抛下职业前途的傻逼。总之，我跑路了，而我花了两年才发现，跑不开。

歪歪可能不会回家了，两年后，二十年后……我特别不愿意张淑媛也拥有一张责备的脸。

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寥寥几个字，便让女人安静地脱下了愁苦，欣欣然离开。我没敢告诉红艳，我写的是——将前往水湾村调查，请静候佳音。

红艳在发廊请了一天假，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发廊里给客人的招待标准，我看着红艳脱下白色的紧身短裙，内里是黑色的胸罩和三角裤，眼前这个女孩儿，正扭动着腰肢，配合九十年代的粤语动感歌曲跳着艳舞。可能因为与我太过熟悉，那些本该娴熟的动作显得扭捏而稚嫩，红艳发现我直勾勾地注视她的身体，脸忽地红了，她嗔怪地责备——老不要脸。如果红艳怀了一个女儿，我也许会带这个女儿闯荡江湖，把毕生的本领都教给她，教她学会辨别猥琐的男人，无论他有几岁的身体，心灵一旦倾向流离，他便不再纯良。

清晨五点半，我慢悠悠地踱出了城中村。我对自己将要前往的地方十分熟悉，那里居住着有情的母亲。张淑媛佝偻的老态已经两年没再困扰我，可我遇见了另外一个责备的女人，这个责备的女人教出了麻木而平庸的儿子，与她相比，张淑媛宽容又温柔，她理应得到关怀。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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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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