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 | “童年漫画里的灿烂，我只觉得刺眼”

Original 康国卿 CBR传播人 2022-08-07

记者 | 王雨琳张杉杉

编辑 | Agnes

3月16日，名叫博士的“N号房”运营者被警方逮捕。两天后，韩国青瓦台出现“请求公开N号房会员全员真实身份和长相”的国民请愿，截至3月22日下午4点，请愿人数超过了185万名，创造了韩国请愿史上人数最多的纪录。

据估算统计，“N号房”的累计参与观看者达26万人，目前，“N号房”的受害者数量超过一万人，其中包括大量未成年女性。而房间的最初创建者，是一名高中生。

随着有关“N号房”新闻的扩散，微博上关于性骚扰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因为N号房间想起来的一件事”这一话题的浏览量达405.5万。

因为N号房间想起来的一件事

N号房新闻爆出第三天，一条关于“从小到大是否被性骚扰过”的微博，在其发出24小时后达到了7.4万次的转发量，7.9万的评论量。

▲该微博3月30日截图

其中有一条评论这样说：“说出来之后感觉自己剥离掉了一层羞耻感。”

韩国的N号房事件还未被完全解决，又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4月8日，有媒体对外发布一条时长6分多钟短片，女孩李星星自述“被烟台上市公司高管性侵”。昨日（9号），该 “性侵养女4年”案引发关注，关于该案的新闻不断爆出。今日关于该案件的微博一度达到热搜第一，南风窗的稿件在发出18小时后达到31万次的转发量。

▲该微博4月10日截图

根据人民日报发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仅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便有316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最小的仅3岁。其中，熟人犯罪有210起，占66.25%；陌生人犯罪为87起，占比27.44%；未表明关系有20起。被性侵的儿童仍以7岁到14岁的中小学生居多，其中7岁以下受害者比例占到21.33%，受害者人群呈低龄化趋势。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中有人评价道：“这本书中有一种密码，只有处在这样的处境的女孩才能解读的密码。就算在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

为了解读她们的密码，让她们不再孤单，我们收集了28人次投稿分享的亲身经历，其中大部分女性在未成年时期受到过性侵犯。

Ta们的故事

“直到20岁，我才知道原来那也是性骚扰”

“天还没黑，十二岁的我和朋友在平日里人来人往的巷子口聊天，一个骑着破旧摩托的男子停下来，盯着我们看了一阵。我察觉到那个人的不怀好意，于是用余光瞟他。然而我看到的那一幕让我大脑一片空白：他解开他的裤子，拉下拉链......脸上淫荡的笑，油腻的眼神，我至今也没忘记。我没有去叫大人，不知道该不该说，不知道怎么办。”

“我那时候差不多一年级，卖零食的叔叔把手伸到我的裤子里揉我的屁股，那个时候真的什么也不懂......”

“小学，我爸不在的时候，对方说叔叔给你买冰淇淋你给我看看下面好不好？当时不知道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只想着爸妈很少给我买冰淇淋。于是被掀起了裙子，被对方的手侵犯。”

性侵犯（Sexualassault）泛指一切与性相关、且违反他人意愿，对他人作于有性相关的行为。强奸、性骚扰是性侵犯，露体、窥淫也算在性侵犯之内。

2016年初，刚满14岁的李星星拿到手机，在百度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看头像是一位“医生奶奶”。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

却收到了一条从未见过的回复：“你被强暴了。”

在遭受侵犯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该如何定义的行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性教育缺失的他们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严重的会产生性心理障碍，导致阴影笼罩一生。

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这是性侵犯行为的远不止这些年幼的孩子。

谁可能成为性侵犯的发动者？

在我们收到的28次匿名投稿中，发动侵害骚扰的人身份各异，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斯文的男同学、敬重的长辈、亲切的老师......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性骚扰的加害者。

“有个男同学，看起来斯斯文文，却总喜欢在人群之中趁乱摸女生的屁股，很不幸我就是其中之一。”

“10岁左右，那个夏天我穿着裙子，对方是比我大五六岁的舅舅，我坐在床上看动画片，他靠过来，然后慢慢把手向我裙子底下伸去，同天妹妹告诉我她也被摸了......”

“对供自己读书长大的亲戚的小女儿实施性侵，还是个人吗？”

在小学，小A非常厌恶一个男老师，他喜欢空出很多时间给同学们写课堂练习，利用剩余的课堂时间走到座位附近辅导学生们做题。但他的辅导方式很特别，他边看学生做题边把他的手伸进她们的衣服。

全班都知道，他特别喜欢去班上最后一排，因为那里坐着长得最白、皮肤最嫩的女孩子，她不敢出声更不敢反抗。她的后背、大腿、手臂都是男老师大手最喜欢逗留的地方。直到现在，小A还常常想起男老师俯下身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女孩皱着眉身体微微抗拒的样子。

在那之后，小A试过向家长和信任的老师说过这件事，但妈妈的反应让她失望。

妈妈听后惊讶地愣了愣，回避她的眼神：“老师不可能这样的吧。”毕业后，小A和班主任也说过这件事，她的反应也是回避然后岔开话题。

现实中发生的事实，远远超出平常人预想中的“不可能”。比如说，被性骚扰的不只是女性，还包括男性。

小P是男生，小时候去买衣服，妈妈陪他在试衣间换衣服，没有注意关门。小P脱掉衣服后，遭到商店男老板开“不适合”的玩笑。在那之后，小P一直没有学游泳，因为他特别讨厌在别人面前暴露身体，也非常讨厌和别人有肢体接触。

小H在遭遇男性性骚扰后，他告诉妈妈自己被性骚扰了，“她说我有病。”

甚至有法律知识甚至深谙其中道理的人，也可能是性侵犯的发动者。“性侵养女”案中的鲍某是杰瑞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具有中国律师资格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

2019年4月9日，李星星来到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报案，她希望坏人可以得到惩治，却在4月中下旬领回了《撤案决定书》。“他犯罪了吗？他如果犯罪了，警察叔叔为什么不抓他？”李星星失去了希望。

当经历了让自己不知所措的事情后，向最信任的人寻求帮助的她们，得到的却是回避和质疑，难道错的是他们吗？

“难道穿紧身衣和短裙被性骚扰是活该吗？”

“高中，夏天穿T恤，在回家的路上，我猛地发现有一个路人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胸部，后来再也不喜欢买紧身T恤穿了。”

“高中在操场跑步，穿了比较紧身的衣服，那天篮球队的男生都在看我跑步，后来知道他们那时在很戏谑地说笑我的胸部，从此再也不敢穿紧身衣在操场跑步。”

穿紧身衣也成为了一种禁忌？不难联想到有关性骚扰的新闻出现之后，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问“她/他穿什么衣服了？”

是因为他们“长得好看”、“身材好”，所以才更容易遭到甚至“招来”性骚扰吗？

是因为他们“穿着短裤、短裙”，没有好好保护自己，所以才陷入这样的噩梦中吗？

这样令人不适的行为和言语并不少见，为什么大家不对性骚扰的本身问责，反而认为原因出在受害者们身上呢？

▲图为美国洛杉矶民众参加MeToo反性骚扰游行源自视觉中国

“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居然还有人会认为女孩子被强奸是因为她穿了短裙，是因为她晚上出去玩，是因为她喝了酒，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可怕了。”

说出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为什么不替我出头呢？”

小学的时候，小B和妈妈去她的朋友家里玩。有一次，房主叔叔说要带小B去玩游戏，把她带到了自己房间，乘机把小B拉到他腿上，开始摸她，甚至摸到了裤子里。“我当时不敢吭声，我觉得反感，我想跑，但他力气很大，用手环住不让我离开。”

后来察觉到有人路过房门，他很慌忙地把手拿开，小B才能挣脱，跑出了房间。

在这之后，小B 犹豫要不要告诉妈妈，纠结了很久还说了，妈妈沉默了一会，最后对小B 说：“下次不再让你和他单独在一起了，最近我们不要去阿姨家玩了。”

“我记得我当时心里有怪她，为什么不替我出头呢？为什么我遭受这样不该遭受的事情最后却不了了之，连我最信任的妈妈也不能帮我呢？”小B苦笑。

她认为小学时还没有感受到那次遭遇以及妈妈的反应对她造成的伤害。直到初中时，小B在书店看到一本漫画书，书里童年的世界是色彩缤纷的，“但我觉得刺眼，觉得画得不对，小朋友的世界不是彩色的，不是纯净的，有很多黑暗的角落，而那些坏人就在那里躲着，虎视眈眈，随时会出来伤害你。”她突然意识到，那件事给她带来的影响。

设想一下，如果在小B终于鼓起勇气求助时，她的妈妈能够在第一时间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我们再也不要和他有任何来往了，我会让他给你道歉。”事情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图源网络：Metoo运动

“我必须说出来”

发生“那件事”的时候，小C只有8岁。

暑假里初中、高中的学生还在补课，她经常去校园里玩。那天，她和两个小伙伴在操场上玩的时候，学校的副校长过来了。

他“邀请”她们三个上楼去他的办公室，小孩们对老师完全没有戒备心，三个人没有犹豫地跟着他去了他的办公室。

小C没有想到，一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把她们压在床上，并且开始用手摸她们的身体、扒她们的衣服，甚至试图去亲其中一个女孩。

“当时我们都吓坏了，这是在学校里啊，中学生还在正常上课。老师对学生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想象不到的，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小C说。

后来她们跑出了办公室，其中比小C大两三岁的女孩告诉两个小妹妹：“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们谁也不要告诉，你们不要给任何人说，连你们的妈妈、爸爸也不可以。”于是小C就真的谁也没有告诉。

从来没有人告诉小C“性”是什么，也从来没有人告诉她有可能在性的方面受到伤害，更没有人告诉她在这方面受到伤害之后该如何维权和反击。只有人告诉过她“这个事情你谁也不要讲，即使你不理解，你也不要讲，就连妈妈也不可以告诉。”

于是她给自己编了个故事：“那个副校长疯了，他疯了，他要来绑架我，我跑出去了。”

在这件事过去之后，就这样相安无事了。那个校长还在继续上课，小C的哥哥还是他的学生。

对于小C来说，真正的改变是什么？

小C在初中的时候，看到一档法制节目，其中再现了一个性侵案例的场景：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推倒在沙发上。她才知道原来自己也遭受过这一切，青春期阶段的她对性的概念还是懵懂的，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年前被性侵犯过，却没有办法解决。

“那个时候所有人就是教你被性侵是一件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情，你怎么能够说出去呢？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是一件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事情。“

从那之后，她开始经常回避一些异性之间的交往，拒绝男性对自己身体做出任何一种形式的行为，不管是伤害还是普通的行为，她从潜意识里拒绝那一切。

上高中后，小C接触到了许多女性先锋作家的作品，看了柏福拉的《第二性》后，她了解了女性主义，成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原来性别不是二元对立的。不光是女性，可以说是任何受害者——任何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他们受到性侵害的时候，如果不说出来，那这些问题永远无法被解决。”

▲图源网络

小C第一次尝试说出这一切，是在上大学后。一次职业生涯规划的课上，老师问哪位同学愿意分享改变自己人生的一件事，她站起来，面对近百人说出自己曾经遭遇性侵害，小C说：“因为它真的改变了我。”

说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有些人会认为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你的精神上很独立，你的内心变得很强大，你好像不害怕被伤害了。

但没有被性侵过的人，或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是无法想象把一件事情一直憋在心里，并且一直在情绪反刍，伤害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要选择去告诉大家，这是一件可以说出来的事情，这个事情并不是你的耻辱，并不是你人生轨迹中的污点，这只是你遭遇到的一种不幸，你只有把这个不幸说出来，才能够得到解决。“小C说。

要改变，就要先发声。传递性侵受害者的声音，让那些将受害经历看作是羞耻或污点而不敢、不愿、不能与任何人交流自己经历的受害者能够从这些发声者的经历中获得关于性侵害的知识，并且运用这些知识走出精神困境，就是“发声”的意义。

有人问她怎么看待性侵的时候，她都会提到“观念”。“观念必须被纠正，大家必须要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受到过性侵的儿童或是男性、女性，都应该被给予一个说出自己不幸遭遇的机会，都应该被给予一个自愈或被他人治愈的机会。不然现象是永远不会被改变的。”小C说。

在小C看来，自己的思想愈发独立，但这些年来，她每次看到有关性侵的新闻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后却草草收尾时，感到非常寒心。

2020年4月9日，鲍某的这起“未成年人性侵案”时隔一年重新引发热议。2019年第一次立案撤案之后，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10月9日，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从二次立案到现在，已经6个月过去了，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

性侵犯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

2018年，美国“米兔”运动（#“ME TOO”以下简称“米兔”）助推各界“反性侵”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米兔”运动。中国“米兔”首先波及高校，将高校内隐蔽而丑陋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暴露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审视。

▲西安市中贸广场的反性骚扰宣传海报

在正当的法律手段和组织保护缺位的窘境下，受害者被迫选择公开事件，通过曝光维护权益。米兔运动经过传媒扩散，放大受害者的声音，使性侵者得到惩罚，使受害者走出精神困境，通过共情实现治疗（therapy through empathy），也使普通人得到自我保护的知识。

回顾以往，并非没有性侵事件爆出，只是从未如此广泛、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例如，仅在教育界就有多重事件发生。2014年，《东方早报》报道，湖南某体操运动学校校长、副校长被爆性侵多名女童。调查发现，从2012年至案发，有6名女童遭多次猥亵。·2019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舜熙受到47位学生联名举报，2020年1月10日，针对举报信中反映的姚舜熙涉嫌违纪的问题，学校纪委经调查，作出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受害者为什么选择在今天将那些大量被“雪藏”的事件说出来呢？普拉莫的故事社会学里提出这一现象与当年及现在社会背景的差异以及性别运动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日前韩国曝出的N号房事件同样是导火索，它在提醒人们:没有被说出来并不能代表问题不存在，甚至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可怕。

性侵犯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2005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首次把“性骚扰”这个词纳入了法律文件。根据在同年12月正式实施的修订版第四十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关于如何投诉取证，主要有录音、录像、电子证据、人证等方式，取证的最佳时机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正在发生的时候。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并非所有受害者都具备对性骚扰行为取证的充分准备，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可操作性就相对更低了。

“这世上只有坏人，而没有坏的性别。我们反对性侵犯，亦反对由此产生的两性对立。作为一种暴力，性侵犯应该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敌人。”

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此时所做的，是为了看见更好的以后。

相关资料：《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典型事件：“米兔”运动引爆中国公益领域之思考 作/译者：康晓光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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