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逝世后，刘婷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母亲的情绪，偶尔看到有关“新冠”疫情的画面也会悄悄转台。但即便这样，家中的气氛也常常陷入压抑。2020年11月28日晚上，女儿糯米指着天上的星星惊奇地喊：“看！那是外公。”一旁的刘婷低下了头沉默不语。今天，是父亲刘长征逝世后的第278天。“新冠肺炎”对很多人的影响正在逐渐远去，但给刘长征一家留下的伤口却始终无法愈合。
时间回到1月25日，武汉市内交通解禁的前一天。晚上5点，一辆时速超过八十公里的白色福特福克斯，在东西湖区三环大道上被拦下。检查员的手电照亮李奇通红的双眼，一夜未眠的他打开车窗，抓起病历单递给检查员，“去买药，救命的。”李奇正赶往汉阳区的一座加油站，他和一位医药代表约好在那里见面，医药代表手里有岳父刘长征急需的人血白蛋白。3小时后，药品送达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看着护士把药品拿上楼，李奇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早上，岳父刘长征第二次CT检查，虽然尚未确诊，但结果并不乐观。报告单上大面积的肺部阴影，让李奇心如刀绞。回家的路上，两边的人行道空空荡荡，路灯忽明忽暗。李奇感觉到，这座城市正逐渐走向沉寂。也许是为了纪念些什么，李奇把看见的一切拍下来，发布到社交平台上。这条关于“武汉封城”的短视频，一夜之间有了十几万的点击量。李奇没心情关注这些，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和恐惧，盼望它早日结束。视频中那辆福特福克斯，是李奇夫妇在2017年5月份购置的。刘长征患病期间，这辆曾经承载着“一家人出去游玩的心愿”的车，更像一辆随叫随到的“急救车”，忙碌在市区大大小小的药房和医疗机构之间，“买药，联系医生。”父亲患病后，坚决与家人保持距离，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提出要躺进后备箱。1月26日以后，作为密切接触人员的李奇，被隔离在东西湖网安基地。几天后，他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岳父刘长征去世了。他突然想起，自己那辆五座的车，再也坐不满五个人了。刘婷始终认为，导致父亲死亡的不是病毒，而是父亲得病的时间“太早了”。1月19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291例，刘长征是其中之一。武汉市硚口区汉宜路的一栋出租房里，躺在床上的刘长征突然感到浑身不适，眼前浮现阵阵白光。患有高血压的刘长征没有放在心上，像往常一样打开手边的柜子，吃下一片缬沙坦氨氯地平片，安然地睡下了。早上7点40分，和刘长征一墙之隔的女儿刘婷起床上班。她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出门前她还嘱咐家里人“出门带好口罩”，但是此时，父亲刘长征已经发起高烧。“38.5”，刘婷一字一句地念出体温计上的数字。话音刚落，狭小的出租房陷入一片沉默。“去医院。”女婿李奇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扶起父亲，迅速消失在了家门口。两小时后，父亲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收到了“确诊病毒感染”的报告单。“查CT，再去核酸检测，才能确诊。”医生神色疲惫。紧跟在刘长征身后的，是一排数不清人头的“口罩”队伍。医院“一床难求”，父亲自主隔离在唯度国际青年酒店。一直到1月26日，政策下沉到社区。在居委会的安排下，“气接不上来了”的父亲才顺利地住进东西湖第二医院。入院之前，为了联系床位，刘婷曾整夜地拨打120。她甚至想偷偷把车开到外省。“如果被人抓起来隔离，父亲是不是就能安全入院了？”1月23日，父亲曾错过一次入院机会。当天，刘婷接到一通电话，得知：武汉红十字医院正式被确立为定点医院，全面接受“新冠”病人以及疑似病例。她大喜过望，立马给隔离在距离武汉红十字医院仅有2.2公里的父亲打电话。当天，武汉气温最低0度，风力六级。因为“封城”，公交车暂停运营，原本不到20分钟的路程，父亲走了30分钟。当他大汗淋漓地赶到武汉红十字医院门口时，“长龙”队伍里咳嗽声和哽咽声此起彼伏。刘长征出门前服下的退烧药，在等待时起效，“退烧不能看诊”。这段往事，就此淹没在刘婷的记忆里，成为一根隐隐作痛的锐刺。
1月26日，从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转住进东西湖第二医院的刘长征，带着笨重的呼吸机，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偶尔的几次视频电话里，那个原本笑嘻嘻的老人双眼微闭，一言不发。妻子胡双英是与丈夫沟通最频繁的一个，在2月3日也被确诊“新冠肺炎”之后，她依然坚持与丈夫电话交流。“我最经常问他，你记得吃药吗，要记得吃药啊。”即便没有回应，也丝毫不能打消她的热情。对此刻的她来说，只要能‘见面’，就是最好的事。但坏消息接踵而至。2月10日中午，胡双英罕见地接到来自丈夫的视频请求，一向敏感的她觉得“不对劲”。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丈夫虚弱的回声，“我撑不住了，我要走了。”这是他连日里说的第一句话。“不要说！别说话了。”胡双英惊叫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脆弱地哭泣。在刘长征住进金银潭医院的前一个晚上，医院传来了转院通知。为了见丈夫一面，胡双英和女婿李奇早早地躲在医院的马路边等候。此时天色暗了下来，数十辆救护车把医院大门照得透亮。刘长征是最后一个出来的病人。隔着一道布满铁锈的护栏，泪眼模糊的胡双英看见，轮椅上的丈夫被抬进救护车。救护车驶出医院大门，一片澄亮归于黑暗。刘长征离世的那一天，日头很烈，闷热的空气笼罩了整个方舱医院，病人们排成队，秩序井然，他们正在例行锻炼——围着活动广场走3000-5000步。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只麻雀。“怎么会有一只鸟？”胡双英惊奇地说。这只麻雀只有不到巴掌大，灰白相间的毛色，总是围着人群转。更奇怪的是，麻雀跟着人的步伐，向前挪动自己的爪子，一步、两步。胡双英至今忘不了那只鸟儿，“我总想，是不是他来看我了。”在2月10日那通近乎是“遗言”的视频通话后，胡双英和丈夫失去了联系。2月25号早上8点45分，刘长征的弟弟刘海打来电话。胡双英下意识地反驳，但一种极不好的预感却占据了她的心头，这样的预感也出现在丈夫得病的那个早晨。她连忙打通了女儿的电话。午后，武汉城中下起一场大雨，原本炽热难耐的天气不见了，空气中带着闪电划过的气息，掩盖了胡双英的哭泣。在病友面前谈死亡是很“忌讳的”，胡双英没有暴露出悲痛的情绪，哪怕她刚刚得知丈夫的离世。前一天晚上11点23分，刘长征逝世一小时后，他的遗体被清洗，消毒，焚化，装进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丈夫逝世后，每天的问候成了胡双英的习惯。早上起了床，她都会拿起床头前丈夫的照片，细致地用手擦拭，直到它光洁如新。她还会给丈夫的微信发消息，这让她始终觉得“他还在我身边。”做饭、打扫、带孩子，这些本来有丈夫分担的家务，现在统统落在“身体不太好”的胡双英肩上。父亲离世后，为减轻母亲的负担，“从没有下过厨”的刘婷开始学做饭。走进厨房，她才猛然发现，厨房里瓶瓶罐罐上满是父亲的字迹。因为年纪大了，怕自己分不清调料，父亲特意用透明胶给每个调料罐都做上记号。过去，刘婷总是忘记按时回家吃饭，要等父亲催促，才匆忙回家，“现在再没有谁会问了”，那道最爱吃的“蚂蚁上树”也没人给她做了。刘婷还像往常一样，每天早上骑电动车去上班，但不敢骑得太快。父亲不在，这辆加速太快容易断电的旧车，没有人修。9月5日，刘婷带着孩子和母亲去欢乐谷，在“飞跃长江”的VR影像中，万里壮丽的河山飘荡在母女俩眼下。女儿想起，“玩遍大江南北”一直都是父亲最大的心愿。当“飞渡”到最高处时，刘婷湿了眼眶，如果此时父亲也能够坐在自己的身旁，那该是再好不过的事。对于刘婷来说，父亲的离开就像是一场噩梦，她始终没有从噩梦中走出。独自出门时，她总是在路上找寻着和父亲相似的身影，“想要看到迎面走来的是我爸爸。”如今，李奇是家中唯一的男人，代替了岳父“顶梁柱”的角色。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他仍然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昨天才发生”。刘长征安葬于4月6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睡虎山的柏泉农场。这座农场，被当地称为“新时代的农家乐”。简易的铁门，山边是一片绿油油的洪山菜苔，路边的小径种满梨树，头顶的脆梨几乎要压下枝头，池塘里的鱼苗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农场绿树成荫，花繁景簇，丝毫看不出是一座埋葬着“新冠”患者的墓园。当天，除开家人外，到场的还有胡双英的娘家人，刘长征的弟弟刘海，老家的哥哥，和一个侄姑娘。医院送来刘长征的“遗物”：一件灰色鸡心领毛衣和蓝色夹克衫，口袋里有一张医保卡、身份证、1000块钱，和一串钥匙扣。这串刘长征亲手制作的钥匙扣，至今被胡双英随身携带。刘长征是家里的长子，因为“说话直”，生前与家里人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围绕汉宜路上一栋“老房子”的继承问题，夫妇俩与母亲、妹妹不睦。刘长征患病后，妹妹刘珺曾与胡双英有过短暂的交流。她甚至组织了一场网络联名活动，联合网民为“新冠肺炎”患者祈祷，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下葬这天，胡双英一直盼望刘珺能够到场，但始终没有等来。同天，下葬的还有两户人家，一户人只来了三个亲属，另一户更是“一个亲戚都没有”。2019年1月1号，老房子“被强拆”。胡双英与女儿一家同住，蜗居在不到90平方的出租房中。生前，刘长征频繁奔波在与法院的交涉中，可突然其来的巨变，让胡双英觉得独木难支。胡双英突然想起丈夫曾经许下的承诺，“他说我65岁了，拿到那个乘车卡。我就把你带着，跑遍武汉市。”这对携手35年的夫妻，从来没有享受过一段自由的旅行。守信一辈子的刘长征，最后却没能履行对妻子的承诺。